教授“才子加流氓” 大学焉能不“虚脱”

   中国的一些大学，这些年很不甘寂寞，时不时在媒体上招摇。然而不幸的是，它们往往不在学术领域，却在娱乐或社会新闻版。某些教授不是在媒体上做“观点万金油”，就是如奔走在《非诚勿扰》之类征婚节目的出位“嘉宾”一般，时不时放出雷语，吸引眼球；更等而下之的，就恨不得用身体“授业”了。

    中国大学其病在骨，各路抨击与分析已不鲜见，尤以钱学森之问最为醒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然而，来自中国大学自身的反省却鲜有力度。

    现在，复旦校长杨玉良也站出来了，他宣扬自己认定的大学校长根本任务的第一条：“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于是，含蓄地指斥教授中“才子加流氓”的可恶，明确地直陈“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等。这番议论，肯定不少人听了如芒刺在背。比如“才子加流氓”们，比如从教育体制中攫取了本该是高校自主权利的官员们。

   极有警世之效的话，还有这一段：“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

   这话有意思。从前，大家总是痛诋中国大学创新精神不强，还停留在工具层面。杨校长单挑中国大学缺失本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良心，没了“民族脊梁骨精神”，直指“失魂落魄”之根本，令人击节。

   循着这话的逻辑，我们不妨先搁下杨校长关注的未来，看看眼下的人才走向——毕竟，按官方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能纳入“人才”范围的，重要标准还是大学学历之有无，尽管这被媒体诟病，却也道出了中国人才标准的约定俗成。

   中国官员的年轻化、知识化的突出表征，是70、80后官员大量涌现以及本科学历占比大幅攀升。也就是说，中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中后期培养的学生，已经占据要津，开始决定着中国的走向了。

   他们的表现如何？至少还有相当部分不孚人意。这不是信口开河，温家宝总理连着两年在全国两会用了几乎同样的评价：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每看到新出炉的腐败官员、渎职官员、拍脑袋决策官员拥有光鲜的学历、名校的背景，就很不是滋味儿。不说贪贿，单看各地疯狂而盲目地上马污染项目，焚琴煮鹤破坏自然与文化命脉，穷了教育富了官衙以及为了升官什么谄媚、无耻的事儿都做得出来，其中有多少是出自这些新时期大学生官员的手笔？

   于是，极想把杨校长的声音再放大若干分贝：

   “大学如果有所失范，对国家的毒害性非常大。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