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师者，传道授业和解惑也”。我们在学校把课业教好，把学生的疑难解决了，把待人处世以及仁义道德的价值观传授了，就已经履行了教师手册上的职责。
可是，这些年来，老师除了完成这三项任务外，还常扮演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新角色，那就是担任奖学金得主的监护人或担保人。这可不是明文规定的义务；也不是教育部授予的责任，而是老师出于自个儿对学生的爱护和照顾加在自己肩上的担子。
早在1980年代，我们就遇到不少在初院毕业要升大学的学生，他们在获得政府或企业颁发奖学金后，都必须找两位担保人，签下那纸契约，承诺学成后为提供奖学金机构服务，才可去深造。
通常这些学生的父母的收入不够资格担保，也没有亲朋戚友愿承担毁约赔偿的风险。这时他们自然会想到要找老师了。在初级学院执教近三十年，就见过不少同道担当起这个不是义务的责任。我自己也不例外。
最近这十多年，年轻精英更上一层楼，他们都不屑在本地读书，个个向往到世界顶尖大学深造，而这些大学的学费不菲，不是一般受薪阶级父母所负担得起。
吸引外来人才政策的结果，也把他国的优秀中学生引进，他们读完高中后，都想离开岛国到英美深造。我们做老师的可忙得很，写推荐信帮忙他们申请入学，把所有好话美言写尽。
有些怕输学生还申请八九所大学，而推荐书不是可以复印几份；因为有些大学要求推荐人填写申请表格。与此同时，学生要申请奖学金，有关机构也要求推荐书，我们又多一份差事。这些都是外人所想不到的额外工作。但做完这些事情后，有几个精英对老师存有感激之心呢？
我曾当过担保人，最早那次在合约上签名之后，学生递上一张感谢卡，就此告别。六年里没有一封来函，没有一个电话，音讯杳然迄今。那些年，我不能不提心吊胆，万一他毁约，我得赔上数年的薪水。我也听说有学生去外国深造，一去不返，害得两位老师分担赔款。
此后，我常告诫同事，要三思而后签，不要枉作好人。可是，当我54岁那年，又有一个外国学生要求我当贷学金担保人，我以为快到55岁就不可以担保，请他另找别人。几天后，他来了，说找不到，大学在催交学费。他在这里举目无亲，不帮他，他就不能上大学了。于是，我和他的班主任去签名担保。你说，我们自讨麻烦吧？
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数额，对我们这些收入不丰的教师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机构要用人才敢冒“投资风险”，准备偶而“失手“，机构毕竟财力丰厚，可以承担损失。但老师呢？
奖学金得主毁约事件不是新闻，但我们常常姑息这些年轻精英，有人认为不必把这些小事提高到道德审判，还为他们找出各种理由，从多种务实的观点去宽容他们。
其实，老师对学生的尽心尽力，从未视为滴水之恩，要求泉涌之报。我非常同意张春玉老师的观点，也非常了解罗老师的感受，因为我感同身受。
我只能感叹，现代社会，圣贤教育已经式微，仁义道德已被摒弃，“流俗众，仁者希”。倘若我们不义，在这些精英需要担保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置之不理，看他们如何能飞出岛国，去圆他们的美梦。
作者是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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