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卢沟桥上空真有徘徊不去的战争亡灵，他们能感应到来自人间的呼唤与抚慰吗？
岩田隆造相信这一切。5月26日下午，这个74岁的日本僧人来到卢沟桥头，他双手合十、下跪、叩首，在这座曾经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古老的灰色石桥上，这个动作重复了3次。然后，他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板上盘膝而坐，击打太鼓，念经祈福。
在沉闷而有规律的鼓声中，他的右手不时地指向卢沟桥的上空。“这里有很多不幸福的亡灵，我希望他们升上天国。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在卢沟桥“谢罪”的第三天了。两天前，刚刚到达中国的他，从旅馆边上的一个小卖部里讨要了一个“康师傅绿茶”的纸箱子，他从上面裁下一块硬纸板，在上面用毛笔写上“谢罪，绝食三天，日本僧岩田隆造”。
在硬纸板的另一面，写着从他的住地到卢沟桥的路线——“624路，我到抗战博物馆（卢沟桥）下车”。这个走起路来总是弓着腰，步伐缓慢，手也不停发抖的老人，打算一路举着这块牌子，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依靠公共交通，来完成这次“谢罪”之旅。
现在，这块硬纸板就摆在他的面前，从他面前走过的游客，都能看到上面的字。不时有人驻足围观，并对这个来自日本的老和尚指指点点。
在卢沟桥第一小学读书的两个小女孩只敢远远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谢罪？他杀了人吗？”小姑娘不解地问。
也有经过的中国游客觉得他可怜：“这么大岁数不吃饭，怎么受得了？这可不是一个老人该承担的事情。”
可一个带日本旅游团到此参观的年轻男导游则说：“就算来两千万个日本人谢罪也没有用，他们还是杀了人。”
岩田隆造并不懂这些中国人在说什么，除了简单的招呼“你好”，他几乎不会中文。在人群中，他披着的那件桔黄色的僧袍很显眼，而更显眼的是，僧袍的左右两侧，都斜背着一个褐色布袋，上面用白布写着大大的“谢罪”二字。
在中国的这些天，即便只是出门买四个苹果，他也要将袋子背在身上，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知道我来中国干什么”。
这已经是岩田隆造第三次来中国“谢罪”了。2005年和2006年，他已经来过中国两次，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洛阳、青岛、南京、武汉、重庆……在这些当年日本军队犯下过累累罪行的城市里，他一次次重复着以上的仪式。
他不是来延续仇恨的。相反，这个日本僧人希望能凭借佛教的力量，来抚慰那些战争中逝去的亡灵，并用谢罪的方式，来填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历史伤痕。
岩田隆造和那场残酷的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1936年，他出生在中国台北，9岁回到日本。他长于战后的长崎，在那里读完大学，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生活”。
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高中时，只比自己年长5岁的历史教师岸本很激动地告诉学生们，“日本的军队曾经发动过一场残忍的战争，我们必须向中国和韩国道歉。”
在那座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城市里，有很多残疾人。至今，岩田仍记得一个街头的残疾人告诉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远离战争。”于是，29岁那一年，他辞去工作，致力公益。随后，他在日本的一家寺庙剃发为僧，并终身未婚。
在2005年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地谢罪。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到中国进行这样一场近似苦行僧式的旅程。从韩国出发来中国前，当地人也劝他，“不要这身打扮，小心挨揍”。
最初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晚上6点过后就不敢出门。但后来因为“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竟然对我这么亲切”。
从上海至福冈的飞机上，空乘人员主动将他的座位从经济舱升到商务舱；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他让座；开水果店的上海大婶会送他一些水果。甚至有一次，他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有顾客对店主说，“他是从日本来华谢罪的，账我付。”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友好的举动。当岩田在南京谢罪时，一个围观者往他身上“扔东西”。而他出行时，也常有一些中国人嘲笑这个打扮怪异的老头。
在每次持续数日的“谢罪”仪式中，岩田隆造近乎断食，每天只吃少量的水果和糖，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但在日本的文化中，满腹饱食的人，是无法与天国的亡灵沟通的。
“所以，绝食代表着我的诚意。”他说。
但在自己的祖国，这种诚意极少被人理解。对于岩田的“谢罪”，家人是坚决反对的，他的7个兄弟姐妹，都不理解他的理想。在他的寺庙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很寂寞，我在寺庙里非常不开心，不开心得快要死了。”
尽管“不开心”，这儿毕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但因为他的存在，一些日本右翼团体常常去他所在的寺庙捣乱，甚至放火焚烧。在网络上也充斥着有关这个老人的流言，“他们说我来中国就是住高级宾馆，拿中国政府的钱。”右翼分子甚至将谣言印成传单，分发给寺庙周围的居民。
最终，他被寺庙赶了出来，老人就和许多乞丐挤在一起，在火车站附近露宿，或是蜷缩在咖啡厅外面的长椅上。
就在他上一次来到卢沟桥谢罪时，曾经碰到日本右翼分子旅行团，几个人一边殴打这个老人，一边怒骂道：“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日本人丢脸？”
似乎只有他在银行任职时的老板佐佐木夫妇支持这种行为。现在已经年逾90的佐佐木，二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他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我们的文化是从中国发展而来的，日本人应该懂得感恩。”佐佐木曾这么和岩田说。
为了这对支持他的朋友，岩田在自己的背包上又写上“感谢”二字。“谢罪”与“感谢”，这是他在中国的关键词。
可是在中国谢罪的12天时间，他的生活仍然贫穷而拮据。除了两个钉有“谢罪”的布袋，他的全副家当只有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他没有手表或手机，甚至只戴了一套换洗的内衣。他选择最廉价的机票，住在经济型酒店里，每天只吃很少的食物。
在三天的绝食谢罪后，他十分焦急地向中日友好协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邮去了两封信。“我不需要中国政府给我钱或者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我写信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给我颁发一张‘中日和平奖状’。”他说。
每碰到一个与他交谈的人，岩田隆造都会提到这张“想象中的奖状”，这是他“整个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我的道歉，如果授予我一个奖，就代表着对我这种行为的肯定，这样，也许日本也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谢罪这样的事情。”
为了等待回信，他几乎很少走出那间狭小的酒店房间。因为没有手机，他只能一直守在酒店房间的固定电话旁边。
在这个酒店的小房间等待时，岩田总是盘腿枯坐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出神地望着窗外。一分一秒缓慢流走的时间，正逐渐带走这个老人的生命与精力，从窗外透进的阳光，打在老人干涸的脸上，就像是风干后的橘子皮，折射不出一丝的光线。
同时也正在被消耗的，是岩田隆造所剩无几的存款。
在日本，僧人靠做法事超度逝者，通常能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岩田从来不做这种法事，他的生活和行走，完全来自他此前工作的存款，以及一些亲戚朋友的接济。
上次回日本，老人在深夜偷偷地去寺庙附近的小邮电局里查看自己的存款，尽管节衣缩食，但存款的余额，“也只够未来5年的生活费了”。他的前途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片灰暗。这次“谢罪”结束后，老人想不出自己数年后该怎样生活，甚至也想不出回到日本后，可以住在哪里。
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曾经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里，岩田隆造已经走了整整15年,为了一场他没有参与的战争而谢罪，他并不知道这趟旅程将终于何处。老人的腰部和腿部都有严重的疾病，他常常觉得，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已经老了，没有气力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即使人人都反对，被大家讨厌，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会拼命到最后。这样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老和尚絮絮叨叨地来回念着这些。
有时，他的脑海里也会响起另一个稚嫩的声音，那是2006年他在卢沟桥“谢罪”时，一个中国小孩摸着这个7旬老人的背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他说自己能从中得到安慰，就像那些亡灵从他的祈祷中得到的一样。
③③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综合资讯 » 一个日本老人的孤独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