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 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陈志武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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