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温
编者按：2009年即将远去，一些人、一些事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他们，有的曾经备受关注，有的饱尝争议，也有的已然离我们而去……年终时刻，我们再次回眸，勾描一张张难忘的面孔，记录一年中的点点滴滴。
今日起，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物周刊》陆续推出“面孔2009”系列年终报道。今天关注的是重庆“打黑”局长王立军。
今年3月29日至30日，重庆市召开“平安重庆”建设动员部署大会，由此掀开了“打黑除恶”行动的大幕。在此之后的200多天，重庆“打黑”风暴愈发猛烈，热浪一波接着一波。
毫无疑问，2009年中国的各大媒体都给了重庆“打黑”很多的版面，但在报道之中却很少出现“王立军”这三个字。有人说，这也符合王立军从警的风格：工作高调，个人低调。
有媒体说，今年的重庆“打黑”就像一盆地道的重庆火锅，麻辣，够味……
王立军，无疑是这盆火锅中的“秘制底料”。
从警20年能够活着已经很庆幸
2008年6月25日，王立军从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调任重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2009年3月26日，王立军“转正”，任局长。在重庆，王立军为何由辽宁远赴重庆的原因早已不是秘密：是薄熙来书记“亲自点将”而来。
王立军，1959年生人，蒙古族。他的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太阳升起”，“巴特尔”是“英雄”。1999年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上映，主人公便叫“乌恩”。
据报道，王立军从警是他自己争取的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他成为辽宁省铁岭市下属的铁法市商业局一名职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地警方让他担任义务治安员。他把年轻的同事们组织起来，带着他们每天用业余时间巡逻，比真警察还勤奋。这件事让他出了名。1984年4月，铁法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聘警察。他如愿以偿了。
早在辽宁铁岭时，王立军就因长年扫黑除恶而名震三江。警界知情人士表示，王立军在东北时，常只身跨枪深入“虎穴”，惹恼黑帮头目，一度成为铁岭及辽宁黑社会重点“悬赏”的头号人物，他因打黑，妻子及女儿曾一度受到人身威胁，坊间并一度传言其妻子及女儿被害，但后被证实，均皆误传。
有人做过统计，在王立军做警察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先后有800多名罪犯被王立军和他的战友送上了刑场。在2004年的一次电视访问中，王立军十分动容地说，“20年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无数次的生生死死，而且很多次应该说能够活过来，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已经很庆幸了……”
重庆“打黑”200天公安队伍功不可没
在重庆市公安局的网站上，《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非常醒目。这封信的落款的时间是2009年6月25日，这一天距王立军来到重庆上任整整一年。恰好是在这个时间点，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了新一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发起了“全面进攻”。
重庆市各级公安机关将20万份《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送到市民手中，同时送到的还有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以及足够资费的邮票。多名重庆媒体记者称：“20万信封几乎是警方‘一夜’送出的。”而王立军表示，此举是为了方便市民和知情者举报涉黑线索。
这封信的内容颇有“人情味”，信中说：“年轻的直辖市需要和谐，纯朴的巴渝人民需要平安。可是就在人们呼唤安宁，创造和分享幸福的时候，我市的一些黑恶犯罪团伙却频频向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施暴。他们杀人、绑架、强奸、贩毒、‘放水’、敲诈无恶不作，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法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犯罪气焰极其嚣张。……祈望平安是我们永远的追求。为了我们的耳畔不再有罪恶的枪声，为了我们的视线里不再有黑恶团伙的狰狞，为了无辜的孩子远离毒品，为了我们勤劳朴实的百姓都有一个安稳的空间。警方呼吁大家积极行动，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您的举手之劳，都会给我们增加一次铲除犯罪的机会和一份必胜的信心。”
许多重庆市民都读过这封信，一位网友说，“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感动、感悟、感激”。
两个月后，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称打黑“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累计破获查处各类案事件1009起，其中破获刑事案件892起。特别是14个横行我市多年的主要黑社会团伙已受到致命打击，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明亮、龚刚模、陈坤志、岳村、黎强、樊奇杭、王天伦等19人先后落网，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全部缉拿归案……
这些成绩的取得，王立军带领的公安队伍功不可没。
深挖“保护伞” 外表温文内里铁腕
今年8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一次调研中专门对警察讲过一番话，他说“做警察，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坚决打击犯罪分子，而且要勇往直前，除恶务尽，让坏人望而生畏；二是诚意关爱百姓，而且亲如家人，体贴入微。”他的这番话被媒体广泛转载，因为就在不久前，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副局长、一级警监文强落马的消息被重庆市纪委证实。此后，深挖“保护伞”成为了“打黑”行动中重点推进的工作。
2008年6月，王立军只身从来到重庆，不带“一兵一卒”。之后，王立军在重庆警界“立足”与“打黑”，虽看起来一帆风顺，但知晓内情的重庆人说，“这里也颇有波折与质疑”。对于这种说法，似乎并不难理解。
与王立军有过近距离接触的重庆警界人士描述，王立军外表温文，但内里铁腕，其铁面无情作风曾一度令重庆警界震慑。
《大地》周刊记者在文章中关于重庆公安局一次批捕会议的描述，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这次会议是全市公安局副处以上公安干部会议，王立军局长主持会议。会场武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
会上，点到谁就报谁的罪名：“陈光明，女，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陈洪刚，男，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犯有某某罪，抓！”
“陈涛，男，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李虹，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犯有某某罪，抓！”
……
据透露，此次会议上，一共抓了六七人。“都是当场点名，当场抓人。都不用公安，全是武警。”
当时在场所有被点名者，无不胆战心惊。
这次打黑除恶，查出了一批“保护伞”，文强、彭长健、张弢、乌小青等人执法犯法，令人震惊。
王立军谈“打黑”、“荣誉”和“家庭”
“戴个近视眼镜，脸挺白。说话一点也不高声大嗓的，而是文质彬彬。特别儒雅的感觉。”这是王立军给人留下的另外一种印象。据报道，他在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都有研究，他有一张相片就是在自创自题的《从政自鉴》诗前照的。
在“打黑”风暴中的王立军从来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被“拒绝”的经历。一位记者写到：“王立军和他手下的警察没有一个正面接受采访，以不具名方式透露的信息也极少。”
成名20多年来，王立军鲜有接受媒体访谈。最近的一次，是在5年之前，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访问，谈到了长久以来从事的“打黑”工作，谈到了受伤、谈到了家庭，他说并不想被人视为英雄，他也有困惑、也知道危险，但只要有需要，他会“服从命令”。
谈“打黑”
（群众对我）有一些神话，这可能是因为破的案子多了，或者可能是，与犯罪分子打交道多了。或者是可能是一些犯罪人员，或者包括一些很善良的人们，他们传说就多了。其实我们就是正常的人，我们就是所付出的辛苦，可能是常人所不能付出的，我们所承受的可能常人他没有必要去承受。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个职业，就是用它的特权和他的封闭型，或者说我们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利，所完成的事务是别人不能完成的。
我不太愿意谈打黑，因为打黑给我带来的困惑也非常多，仅仅是危险还不够。那么如果说打黑，首先就是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关系，就是要把关系突破，就是我们经常统称为的那种保护伞，另外就是协调，这个打黑协调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只要组织指示我去打黑，尽管可能我自己有困惑，尽管我知道有更多的危险，尽管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或者生生死死，但我觉得还是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命令，警察和军人一样，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谈“荣誉”
我不想让大家把我看成是一个英雄，因为首先，这些事情能够形成，这些事业能够干成，这些案子能够破获，不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团队的行为，是一个整体的行为……所以说把这个英雄壮举集中在一个身上，特别集中在我个人身上，我当然我觉得受之有愧的。
根据我们国家建国以来，人民警察被授予一二级英模的，应该说牺牲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所以说恐怕一二级英模同时被授予，健在的不多，确实是不多，（我）也是幸存者。
谈“家庭”
我这些年在一线，包括到现在，因为我打黑的时间比较长，从93年到现在，一直基本上，不间断地打黑，所以我家人和我应该说除了担惊受怕之外，还有很多的危险系数在与他们相伴，比如小孩不能在一个学校正常上学，后来发展到到外地去上学，由他的外公陪着去到外地上学，那么我爱人也不能正常上班，也不能在一个地区正常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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