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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艾滋性工作者调查 《苦草》

   

云南艾滋性工作者调查  《苦草》




“裤子如果不换勤一点,自己坐着,风吹过来,我能都闻得到自己身上的臭味。”
周琼(应采访对象家属要求,此人化名)弓着腰,把线裤翻卷褪下,黑色圈痕遍布两只大腿,暗黄脓液渗出纱布,她说那种像死猪肉的恶臭,正是从这些脓疮处散发出来。
她在昏暗屋内的床头柜中摸出药瓶、剪刀、剃须刀片和棉花棒,侧向半曲左脚,用刀片将圆状的黑色脓痂割开,给伤口涂上芬必得药膏,最后再抹上一层磺胺粉。
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拒绝了医生住院治疗的建议,甚至连一天两次、每次15元的消炎输液也无力承担,只是从药店买回消炎药片再碾成粉末,自行包扎。没钱买纱布,急用剪子扯开白色T恤。布匹被撕成布条,嘶哑地发出“咔哧”声。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洛因如一场白色“瘟疫”席卷个旧而过,数千人先是上瘾失业,随后艾滋病毒汹涌而来。
地处昆明以南300公里的个旧市是云南省毒品重灾区,当地人回忆,90年代初购买毒品极其容易,20元30元一包,街头即可完成交易。十几年间,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个旧市公安局统计数字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至少7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政府展开大规模筛查,对艾滋病进行干预控制,8年时间逝去,4000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已到大规模发病期,病人成批死去,而更多艾滋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大量女性感染者则从事性工作, 以维持治疗。
周琼生于1969年,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区人。1989年好奇吸食海洛因,人生从此改写。从单位离职后,她很快走向个旧当地最有名的银波赤,开始以贩卖肉身供自己吸毒的生涯。浑然不觉间,艾滋病毒已在她和她的人群中肆虐扩散。
2004年,个旧市先后在吸毒人员、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以及性病门诊的患者等9类人群当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筛查。 2005年5月,周琼在筛查中确认感染。两年间陆续检出HIV感染者总计有数千人。
一个艾滋病患者从感染到生命终结有三个时期。感染后2到6周是急性感染期,会出现类似感冒症状,但很快自愈。随后是发病前的潜伏期,时间长短因人不同,短至不到1年,平均5到7年。
当感染者体内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不能维持最低抗病能力时,便出现很难治愈的多种症状,成为艾滋病人。成为艾滋病人后,如不参加抗病毒治疗,一般会在半年至两年内死亡。
得不到有效救治的艾滋病患者,则在家自行治疗,为拿到消炎止痛药物,成批的艾滋病人、感染者脱离了政府监管,继续在KTV等娱乐场所廉价出售肉体。
周琼和她的姐妹们称性交易为“苦钱”。多年的吸毒及艾滋病发,使她们或身形残瘦,或身体溃烂。她们的“客人”以老人、矿工居多,每次交易价格10元至50元不等。
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感染者,在苦草工作室登记建立档案的就有276人,总人数不可统计,据当地NGO人士保守估计,至少有400人。
而在调查中还发现,性交易过程中,男方不愿或不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惊人。从事性工作者8名艾滋病感染者均表示,有不同比例不使用安全套的现象存在,其中一人说自己上月接待的7、8个客人中,仅有一人愿意戴套。
NGO组织表示,当地艾滋病疫情已呈现“高流行、高传播、高死亡”的状态,在艾滋病人从事性工作的工人村,还有来自贵州、四川等地的上百名性工作者,这些中年妇女有自己的家庭,只为谋生而出卖肉体。当她们返乡过年时,又通过交叉感染使艾滋病在其家乡地二次扩散。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去年发布的《亚太地区艾滋病疫情》报告中指出,亚太地区在控制艾滋病疫情方面正处在十字路口,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关注不足以及投入资金的不足都威胁着来之不易的成果。
而在个旧当地,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已由静脉注射毒品转由性传播。更为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似乎对此并不知情,在日日笙箫的娱乐场所设防甚微。
(注:本帖中所有采访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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