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俗语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紧靠重庆的湖北利川而言，似乎也只有“我靠重庆”这条捷径。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县级市，利川展现了智慧的力量与集体的胆识，仅用一句“我靠重庆”的广告语，便将营销之父科特勒甩在身后，成为广告营销中除了“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之后又一巅峰。当中国的汉字只能在追求色欲的极致中游弋，“我靠重庆”之下便只剩一群精神流氓。
“靠”，上下结构，从非告声，《说文》中本意为相违，相背。演变到现在，不仅从原来的“相悖之道”走向“了亲密无间”，更是沦为了难等大雅之堂“尻”(kao)的代名词，“尻”，形声，字从尸从九，声亦从九，做名词指臀部或屁股，动词则为男子对女子发生性行为。利川这句“我靠重庆”究竟该作何取舍值得探讨，单就一个“我靠”，实在是有点“女明星借潜规则上位”欲盖弥彰之嫌，当然，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发展改走娱乐路线也没什么了不起，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爹，不靠裸照、艳照、半P装何以闯荡江湖?
古人推崇的文字曲晦意境之美至此荡然无存。在我看来，与将“城市文明”简化成“我靠”的文字相比，“叫春”之举更令人作呕。宜春，虽谈不上“昌明隆盛，诗礼簪缨”，但还算“山明水秀，花柳繁华”，而今却在GDP的穷追勐赶之中沦为一只思春发情的猫，叫唤声响彻云天，殊不知一鸣惊人的代价是宜春的沦丧。然而，利川并未因此止步，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适时“如法炮制”，就得以远近闻名。当城市发展将浅陋视为高见，将低俗看成亲民，城市和文明便注定和贫瘠相伴，与文雅绝缘。
尼尔·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现在看来，我们没能为文化构筑一座监狱，却在日臻完善的岁月里埋好了预留的伏线，一步步引它走向娱乐的坟墓。当“叫春”和“我靠”横空而出，有人欢笑有人愁，欢笑者拍手叫绝，忧愁者痛斥滥觞，其实，这不过是一群集体狂欢的精神流氓，在享受意淫快慰的同时，还不忘兵戎相向。文化在精神荒芜的时代里流浪，总好过形影相吊的徜徉。
没有人哀伤，甚至没有人愿意看着哀伤的景象，当我看到文字在“我靠”和“叫春”里流泪，我便不由地一阵悲伤。有道是“感时花浅泪，恨别鸟惊心”，这一场娱乐之死的文化饕餮盛宴，却让我产生了与文化的诀别之感，快慰不过是空虚茫然的止痛剂，那些活在滚滚红尘之中的愚拙之心，要如何在割裂的文化与疼痛的时代，寻找到一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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