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争端引起中国人民的举国义愤，“抵制日货”成了一个重要的表达形式。央视网截止9月14日的调查发现，有接近九成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再购买日本产品（央视《新闻1+1》9月14日）。
经济是一种手段，“抵制日货”当然可以对日本政府起到一定的施压作用。一个公民自愿抵制日货以表达爱国热情，当然没有问题，更是值得称颂。但是，在如今的法治社会，我们必须思考和坚守“抵制日货”的合理边界，否则，结果就可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但是，目前的“抵制日货”，似乎有偏离合理边界的趋势，这就值得警惕了。
最近的报道说，9月13日，上海的一名车主在4S店门口烧毁了自己的日系车，并拉起有反日、保钓内容的横幅，致使江杨南路南向北暂时封闭。从法律上说，车主作为自己日系车的所有者，他确实有自由处置的权利，烧掉也好，砸掉也罢，但该在哪里烧掉，在哪里砸掉，就有一个合理边界了。至少，在没有必要预置措施的情况下，在大街上公然焚烧汽车，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导致道路被暂时封闭，实际上也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我大前天和一个朋友在酒店吃完饭，开车出来的时候，被四个陌生人用砖块砸了车门，我本想下去理论一番，朋友连忙劝阻我逃也似的走了。这两天，朋友外出都坐公汽和打的，将他的日系车停在家里不敢开。无独有偶，几个喜欢日本产品的同事常被调侃“卖国贼”、“冷血动物”，同事不得不违心地说“我已经不用了”，但私下却抱怨，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也造成了生活的不便。
抵制洋货、抵制日货，我们并不陌生，不仅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国民习惯以此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是新中国，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这种抵制在发挥施压作用的同时，也往往伴随了“打砸抢”的破坏。更糟糕的是，每次的抵制都是一阵风，风过去之后，抵制也就结束了。
民族利益的大局固然重要，但在民族利益的大局面前，谁有权以强制或者暴力的方式强迫别人放弃合法权益呢？一个普通公民有没有义务为了民族利益大局而自我牺牲呢？如果正常的法治秩序不能够得到彰显，这一次的受损者会不会在下一次挥舞起“正义”的大棒，打向这一次的“正义者”呢？如此往复，谁还敢提出异议，谁还有安全感？对此，《中国青年报》8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打砸日货很愚蠢，不是爱国是害国”，我是深表赞同的。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抵制注定只是姿态，根本的途经还在于“国货自强”。正是因为我们的国产奶粉三天两头出问题，洋奶粉才会大有市场，才会在国外都被疯狂抢购；正是因为我国的一些国货的品质还不能超越日本，所以日货才有市场。不知道，在“抵制日货”的同时，我们的工商界是否在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否在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
爱国需要理性，“抵制日货”本身也是理性的，但一旦走向极端，越过合理边界，就不理性了。我想说的是，在法治的语境下，我尊重你“抵制日货”的权利，但也请你尊重我使用日货的权利；我尊重你焚烧自己日系车的权利，也请你尊重我自由通行的权利；我尊重你爱国的激愤，也请你尊重我冷静的理性，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这样才能真正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大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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