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腐败高官不断。201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履新后首提“打铁还需自身硬”，两天后，提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最高层对腐败的认知相当清醒。困难在于，反腐已经反了几十年，为何效果不彰？究竟存在何种缺陷？有哪些过硬措施可以基本清除腐败？措施如何才能落地？
2012年12月30至31日，在湖南韶山，由湖南省人大原常委傅学俭任会长的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清风》杂志社发起举办了“十八大制度反腐展望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民间举办，对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南方周末摘录部分精彩观点，供读者参考。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已经给我们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的蓝图，指出了“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香港经验：执法第一
郭文纬（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
我在廉政公署工作了27年。香港怎么从全世界最贪腐的社会之一变成国际公认的廉洁社会？打击贪污有四部曲。教育：不想贪；高薪：不用贪；预防：不能贪；执法：不敢贪。
不用贪。基本薪资应可以应付基本开支。山区小学教师一月薪资600块，不可能应付基本开支，他们会要求家长给礼物。菲律宾、柬埔寨的很多交警每天早上埋伏，抓普通交通案件，给一二十块就放人。
香港公务员不算高薪，低层公务员一般比企业高点，中层公务员跟企业差不多，高层公务员比企业低。汇丰银行总裁肯定比香港行政长官的薪酬高很多倍。
不想贪。加强学校的诚信教育。在香港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一些诚信教育。最有效的是电视传媒。讲个非常有效的例子：有个广告，前几秒是豪宅，爸爸妈妈和小孩子骑脚踏车，很幸福；接着是廉政公署出车，按门铃，在太太和孩子面前这个爸爸被抓；法院门口，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孩子在后面追着哭，这个爸爸被人推进囚舍，大门关上：“贪污危害一生，危害家庭”；贪污报案热线电话266366。这广告对很多小孩子和父亲都很有作用。
然后应该多做些独立的民意调查，公布各地的贪腐排名等，形成压力。
不能贪。公务员受贿无论数目多少，通常判刑标准是12个月，除非你癌症就要死了。贪腐比毒品对国家的影响更坏，怎么可以5000块以下就不用坐牢？
另外，每个政府单位都要成立一个标准廉政机构，第二把手做主席，统筹整个政府部门的反贪。采购要有一个委员会集体同意，等等。
新加坡要求所有公务员的个人账户不可以超过3个月的薪金，如果你欠银行信用卡的钱超过3个月薪金就违规。
政府的所有工程、采购合约里都要有反贪条款。要建政府大楼，合约得要求，在建筑期间，如果工程公司员工试图行贿官员，就等于违反合约，就可以取消合约，要求整个赔偿。很简单几句话，但限制作用很大，企业不敢行贿。
不敢贪。重中之重是执法。没几个国家会判贪污犯死刑，中国判。但贪官们认为被抓被判死刑的几率可能比飞机失事率还低，威慑力就极小了。反贪腐，香港的最高刑期只有十年，执法能力强，保证有60%的机会可以抓你。
怎么加大执法力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每个国家有反贪局，中国的叫国家预防腐败局，预防，教育局也可以做，国家反贪局主要是执法。新加坡叫国家贪污调查局，CPIB。
廉政公署负责调查的有九百多人，随时负责办超过1000个案件。现在中央的执法力量只有300人左右，主要的执法力量在地方，但地方是否有效执法，要看省领导决心。一是可以成立中央反贪局，从地方纪委里调派多一些人，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可以做个试点，湖南省不同级的纪委调派办案人员到省纪委办案调查组，1000人，力量就很大，可以随时办1000个案，不受地方政府干扰，独立运作，肯定马上起作用。
除了24小时热线电话，还要有制度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
还要加强调查权力。调查贪污非常困难，对贪污嫌犯，我们经常用跟踪、监听、卧底、钓鱼等手法。这是香港、新加坡普遍采用的。反贪法律要跟国际接轨。
执法独立最重要。按香港基本法，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我当副廉政专员，整个香港只有三个人可以给我下命令，我太太、行政长官、廉政专员。在香港公务员行列，我的地位大约排第40，完全没人敢跟我说三道四。妨碍司法公正，我可以抓他。
“两规”逐渐法制化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这要求反腐的独立性和法治化。三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如果党的权力结构不改革，纪委没有相对独立的监督权，纪委是被领导者，那么，这种执纪执法机关设立得越多，违纪违法案件反会越多，危险也会越大。因此，首先必须改革权力结构，解决宏观战略问题。
黄苇町（《求是》杂志研究员）：
腐败在一些地方成了气候。在“慕马案”中，受贿5万元以下，只要把钱退了就不追究。省高法的院长坚决反对，说法律规定是5000元以上就追究，凭什么专案组可以决定5万以下就不追究？但是，如果5000以上都追究，那里的官员就大部分都倒下了。在当地的政治环境下，官员不敢不送，不敢不收，逆淘汰。
李永忠：
“两规”是反腐败斗争的产物。目前取消“两规”，高兴的只会是腐败分子，受损的只会是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
最早运用“两规”突破案件的应是中央纪委的刘丽英同志，她在查办山西运城案件时，运用了这个战法，取得了成功。我在1980年代末在地方任案件检查室主任时，用了这个做法，也突破了此前已经煮成“夹生饭”的案件。地方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明文规定。“两规”最早见于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1997年5月9日废止），条例中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权“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对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监察法中，“两指”代替了原行政监察条例中的“两规”，成为突破要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但纪委的权力也需要限制。湖南株洲纪委原书记曾锦春的贪腐程度超过市委书记李大伦，他权力太大后，所有官员又必须去巴结纪委书记。
对“双规”，第一要用，第二要少用，第三要慎用，最后达到不用。以10年为期，把全国的“双规”总量每年减少10%。纪委由办案机关逐步上升为监督机关，转向依靠制度反腐、法治反腐。
黄苇町：
纪委没能力改变权力结构，只能在现有体制下，搞一些技术、战术反腐。反腐败更需要顶层设计。
制定《反腐败法》
李永忠：
要制定反腐败法，但光制定法律不顶事，必须推动权力结构改革。会计法公布了，前总理朱镕基对会计学院的题词就是“不做假账”，但现实中要会计不做假账太难！
我们的权力结构要能支撑长期执政，需要改革。金刚石、石墨都是由碳元素构成的，仅仅因为分子排列结构不同，一个硬度10，一个硬度为1。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权力结构是苏联模式，分子排列有严重问题，硬度很低，公信力不高。改革权力结构，不仅非常关键，而且迫在眉睫！
傅学俭（湖南省人大原常委）：
很多企业招会计，必须会做假账。
郭文纬：
问题出现在哪里？执法不严嘛。在香港做假账，可以坐牢。没有执法作后盾，什么法律都没用。
李永忠：
问题是执法者受制于违法者，违法者领导执法者。在权力结构比较科学的前提下，才能加强执法。
事权财权匹配，减少转移支付
黄苇町：
20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73万亿，分税制把钱拿上来，再下去，一上一下，不知道制造了多少腐败机会。把各省的驻京办事处撤销了，但产生驻京办的根源，是资源控制在中央。有些不发达地区干部的工资大部分都靠转移支付。
要让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匹配，别把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有的处室，几个人管多少亿资金，有权决定几十万元下到某个县的某个项目。自由裁量权太大。很多民生性的支付，到底有多少给了老百姓？根子还是在转移支付制度。“跑部钱进”，干部腐蚀干部。
项目的决定，人大有没有通过？有没有征求群众意见？班子里有没有充分讨论？有的是为政绩，有的包含着自己的经济动机。
高薪不足以养廉，低薪绝不能保廉
唐东平（湖南省纪委正厅级纪检监察员）：
微观方面要坚决实行以薪养廉，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廉洁从政。合理的薪酬是什么？四个参考。
第一，改革开放前，公职人员跟一般群众的工薪收入水平，当时是多大的差距，现在是多大的差距，可以比较；第二，公职人员与国有企业职工差距有多大，可以参照；第三，境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第四，实际消费支出，与他的社会地位相匹配比较体面的生活。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条件，一是治理人才流失。还有一个结果是逼良为娼，捞灰色乃至黑色收入。公职人员掌握着权力，控制着资源，腐败容易滋长蔓延。
有人讲，不能“以薪养廉”，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我不赞成，人有两面性，没有欲望就没有动力，合理的欲望必要。第二，人有社会性、理性。大家对腐败义愤填膺，国家说要反腐败，都是理性的标志。
发达国家基本都是高薪养廉。现在国企领导大多是年薪，一年几十万，不在乎小钱。尽管现在年薪制还不尽合理，但已经对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
“以薪养廉”，要在现有收入基础上有明显提高，但又不能增加财政负担，把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有三个改革办法。
一是改革公务消费制度，可以节约惊人的公款。
第二，改革财政转移和专项资金拨付制度。这里的流失不少于10%，可能超过20%，可以省出一大笔钱。
第三，改革机构，精简人员。县级机构至少可以砍掉1/3，砍掉一半仍然可以运转。一下砍掉不可能，可以先把机构合起来，人员撤掉，但把他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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