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死〔1711—1799年,年八十八岁他在位六十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顒琰即嘉庆帝），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仅比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更长。
乾隆帝的生父为雍正帝,生母钮祜禄氏，其母初为雍亲王府格格,后尊为孝圣宪皇后。乾隆帝有兄弟十人，多早殇。他排行第四，初封和硕宝亲王，他幼即聪颖，深得祖父、父亲的宠爱。雍正即位时,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将弘历的名字密写封缄,藏于大内干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病逝,启视传位密诏，弘历继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皇位授受之际，没有经过祖辈、父辈那样剑光刀影、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夺。他即位,既有雍正煌煌遗诏的合法根据,他兄弟十人又大多已不在人世，继位时在世的只有两位弟弟，一位是与他同龄的五弟弘昼封和亲王），另一位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曕（后封果亲王）。这两个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龄均不足以和弘历争逐帝位。因此,乾隆继位，顺利接班，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失误，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一个时代，即十八世纪的中国。乾隆帝诞生于十八世纪之初，逝世于十八世纪的最后年代，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能、有作为、有个性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动、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国十八世纪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鲜明地具有时代的特色。环境造就了历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变、创造环境。乾隆帝长时期站在十八世纪的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时代。他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一
乾隆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十一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随侍左右。乾隆帝后来经常怀念这段经历，视为不世之恩荣。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又通晓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又熟谙满语，与大臣讨论政事，经常使用满语,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而且爱好体育武事,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观看水嬉、摔跤、龙舟等。曾多年随侍皇帝左右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说,“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1）。由于勤习武事，经常锻炼，故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已七十九岁，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后，说他“尚如六十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2）
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一米六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五尺二寸、约一米六）。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晰，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霭和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终不懈，独揽大权，能谋有断。他即帝位时是个刚满二十三岁的青年按中国的传统箅法是二十四岁）。在父丧的哀戚气氛中初登宝座，这个青年从俯视着王公百官，匍伏脚下，聆听自己的谕旨，高呼万岁，内心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天下主”的愉乐和满足，同时也唤起强烈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治理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问题繁多的庞大帝国，如同进入一个充满着种种弊端、陷井和阴谋的世界，必须小心谨慎，努力以赴、勤勉从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贷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⑶。在多年之内，工作的重担使他大大减低了生平的爱好一一写诗和游景。故初年诗作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处理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毎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4）。这是平常无事的情形，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5）。
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6）。他几乎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度过时光。不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每年正月各种典礼祭祀活动最多，皇帝的活动最繁忙，筵宴宗室王公大臣，必在重华宫吟诗联句，上元节必在圆明园之“山高水长”观看烟火花灯。二月祭社稷、行措田，开经筵。此时天气渐转暖，从大内移居圆明园，淸明则谒东西陵遵化和易县），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内启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早，行雩礼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圆明园福海观龙舟竞渡。夏秋间，多往避署山庄，每去必住两三个月，大会蒙古王公，举行木兰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园、玉泉山、香山、汤山、盘山的行宫走动，有时也在南苑骑射行围。八月为乾隆寿诞，十一月为皇太后寿诞，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节庆日，张灯结采，点景演戏，成为全国的娱乐日。十一月冬至，举行隆重的祀天大典，从此由圆明园回居大内。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年底，外藩来觐，又必有络绎不绝的召见、赏赐、宴请，至于皇太后处，每隔几天必去请安问好。这一大致的日程表，岁以为常，周而复始。乾隆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按照编写好的剧本，扮演皇帝这一角色。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会所至,随时可以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一个专利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按着固定的节拍机械地运转着，不过,这种固定节拍由传统、习惯、礼仪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觉自愿地接受，已变成了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一部分。
传说中把乾隆帝说成是充满奇闻轶亊的风流天子。其实，他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他—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从不暴饮暴食，即举行庆节贺宴，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7）。他处事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8）。和其他皇帝—样，他有三宫六院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女色。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孝贤皇后富秦氏感情极笃,伉俪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早逝，其时乾隆年仅三十六岁，哀伤思念，直至晚年。他历年写了许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诗赋,其中—首说：“维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享”，“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奠悲兮生别离,先内佐兮孰予随”（9）。继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但与继皇后感情不和。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龃龉，皇后忿恚，自剪其发,乾隆震怒，置继皇后于别宫。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后礼相待，合以皇贵妃礼仪治丧。从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内宫虽有爱宠,但管理严格,不准胡作非为。晚年有爱妃惇妃,恃宠骄横，宫女得罪，竞被杖责致死。乾隆帝恼怒，将惇妃降革为嫔，谕旨说“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未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10）。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视君主为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11），“臣奉君、子遵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12）。他也很重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有责任保护民生，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爱民。得民心，则为贤而与之，失民心则为否而夺之。可不慎乎？可不惧乎?”（13）。他认为：君主应养育万民，控驭万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女—样。庶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长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画一幅，墨刻多份、赐给各省督抚们,要他们照顾百姓,就像照料饲养的小鸡一样,“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14）。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尽可能去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他在很多场合采取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人民起义。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父亲有养子、教子的责任，而儿子亦有尊亲孝父的义务。不论老百姓穷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犯国法，反抗朝廷。否则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故“恤民”与“惩奸”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盖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谆风”（15）。因此，他对聚众闹赈、抗租抗粮、秘密结社、武装起义竭力镇压，常责怪官吏们姑息养奸，邀誉市恩。他处治此类案件都是从重从严,还斩尽杀绝，决不心慈手软。在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狰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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