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大学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平等和流动意义非常,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里韦拉(Lauren Rivera)在他的著作里则认为,人才选聘深受社会阶层偏见影响,来自工人阶级或中下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大可能获得精英工作,中下阶层光靠努力读书没用。
劳伦·里韦拉在今年出版的新书《门第:精英学生如何得到精英工作》(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探究究竟是哪些人能成功应聘美国精英公司的职位,以及原因何在。在《门第》里,劳伦发现家庭社会背景以及人际关系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能获得所谓高薪精英工作的重要因素,各个大公司也天然地招聘那些他们的“同类”,中下阶层大学生要进入咨询、投行、律所等这些行业的机会微乎其微,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出了问题。
尽管劳伦谈论的是美国的问题,但这样的情况也在中国出现。近日,华盛顿邮报记者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就这本书采访了劳伦。
《门第:精英学生如何得到精英工作》(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亨利:您在书中提及经济背景优越意味着一些微妙的“好处”,这些“好处”能让部分学生鹤立鸡群,成功打开美国顶尖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的大门。那么这些“好处”是什么?
劳伦:不管有意无意,精英家庭会让他们的孩子拥有丰富的阅历与人际交往,而这些阅历和人际关系会让这群孩子日后出人头地。他们很理所当然地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阶级,比如申请大学时已被培养出令招生员印象深刻的成就;很自然地在商界左右逢源;和老师、招聘官或其他任何能给你带来好处的人搞好关系。基本上,如果我们把经济不平等视为体育竞争,那么精英家庭可以给他们孩子的,不仅仅是买得起器材,更是教会他们竞赛规则以及赢下比赛的关键。
亨利:你最“反传统”的观点是来自工人阶级或中下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大可能获得精英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学时把大把精力花在学习而非课外活动上。(但一般观点是越努力学习,越能获得好工作。)那么这些学生的付出为何反而不利于他们的就业?
劳伦:相比那些来自精英家庭的同龄人,来自工人阶级或中下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不大喜欢参与课外活动(即便参与了,也倾向于投入不多),这会在两方面影响他们的今后就业。首先表现在学校,精英大学在录取时很看重申请人的课外活动。而那些提供高薪资的招聘官又往往有“名校情结”。这意味着只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生还没见到招聘官,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其次,招聘官自己也会通过课外活动一栏筛选简历。问题是,课外活动并不是校内人人都可以“玩得起”的奢侈品,尤其是那些需要兼职打工缴纳学费或补贴家用的学生。从本质上讲,课外活动对于应聘学生而言是一种“双重过滤”——有应聘资格、再赢得职位。
上面三张图为英国《成长》(Up)系列纪录片(截屏图),家境优渥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读专业报纸。相反,有的小孩只想进超市上班。49年过去,当年想进国会的富家子弟牛津毕业成了知名律师,继续过父辈富庶的生活。
亨利:你的书还发现精英公司的招聘官对待名校毕业生及非名校毕业生有天壤之别,招聘官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些学校排名靠后的应聘者。这种招聘文化源于什么?又为何延续至今?
劳伦:很简单,我们喜欢和自己类似的人。你问别人什么是好司机、好领导、好父母,回答往往是像回答者那样的人。职场亦是如此。很多精英公司的招聘官本身毕业于名校,他们相信名校才会诞生真正的人才。
此外,鉴于我们的社会分层,上层、中上层阶级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结构性因素会影响后代教育,并错误地认为大学名声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最后,所谓“排名”也有影响。排名为衡量无数教育机构提供了一种容易量化、大致“科学”的方法。他们都认为学校名声等于学生质量,尽管排名因素中有的和学生能力完全无关。而排名也成为一个理由,令招聘仅限于拥有强大校友关系的少数名校。
亨利:你在书中提到了能增加人们在精英公司找到工作机会的办法。一评论说你的书或多或少地成为一本讲述“怎么做”的指南,但这大概不是你写这本书的动机。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可能会无形强化书中提到的“问题百出”的招聘体系,您对此怎么看?
劳伦:我当然并不希望这本书被解读为一种指南。但鉴于人们对阶级地位悬殊,以及因它而造成的工作优劣的焦虑日益严重,我也不意外有人会把这本书当成与现有体系博弈的工具。我的感觉其实很复杂。
一方面,这本书可以帮到那些在招聘过程中属于弱势的群体,如工人阶级学生和少数种族。另一方面,它也能造福那些有得天独厚优势的群体,强化书中提到的“不平等”。但我的希望是,书中的研究能让应聘者看到现有精英公司招聘方式的不平等和低效率,并促使其朝积极改变的方向发展。
がが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综合资讯 » “课外活动”能为履历贴金,但穷孩子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