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访华，而在最近其前女友的回忆录也在中国出版了，在上市两天，首印的20万册便销售一空，书里详细记载了两人分手的过程。
据综合媒体11月2日报道，最近奥朗德总统前女友、法国记者瓦莱丽·特里耶韦莱（Valérie Trierweiler）的回忆录《感谢这一刻》（Merci pour ce moment）由上海九久读书人引进出版。
今年正好50岁的瓦莱丽，曾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编辑部成员，2005至2011年间，她在法国电视八台主播政治新闻节目。2005年开始，她与奥朗德一起度过了八年多的时间，但两人一直没有结婚。2012年，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瓦莱丽跟随奥朗德一起住进爱丽舍宫，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夫人”。与前任第一夫人卡拉·布吕尼不同，记者出身的瓦莱丽知性、低调。
2014年1月，奥朗德与女演员、制片人朱莉·加耶的私情被媒体曝光，奥朗德因此向法新社宣告：他与瓦莱丽分手。
同年9月，瓦莱丽就出版了《感谢这一刻》一书，回顾她与奥朗德八年多的情路，从陪伴奥朗德入主爱丽舍宫一直写到两人分道扬镳。她在法文版的封面上这样写道：“我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爱丽舍宫，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像在进行采访报道……”书中，她不仅对这段感情大吐苦水，还写了诸多奥朗德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他表现得像是厌恶富人的人，但事实上，“总统不喜欢穷人”。
2013年瓦莱丽曾陪同奥朗德访华
《感谢这一刻》的出版能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该书上市两天，首印的20万册便销售一空。它也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等地发行。
如今，它的中文版也出版发行了。
在书中，瓦莱丽详细叙述了和奥朗德分手的过程。她写道：
《近焦》杂志曝光了奥朗德与女演员幽会的照片。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托的那位记者朋友去探了消息后向我确认，《近焦》杂志确实要在封面上登出弗朗索瓦从女演员朱莉·加耶家里出来的照片。我心如刀绞。但我尽力不动声色。我把电话递给帕特里斯·比昂科纳，让他也看看这条短信。他是个我不需要隐瞒任何秘密的人：“看，这与我们那份文件有关。”我尽可能地把声音表现得平淡无奇。我们的交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只需一个眼神，彼此就能会意。我摆出一副淡淡的样子说道：“这件事我们等会儿来处理。”
各种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激烈碰撞，但我还是尽力把思绪拉回到与幼儿园老师们的谈话中。现在是水痘的流行期。我一边点着头，一边通过短信把《近焦》杂志的事告诉了弗朗索瓦。这已经不再是传闻，而是事实。
“下午三点，我们在寓所里见。”他马上回答我说。
到了和园长话别的时间了。从爱丽舍宫幼儿园到我们的私人寓所，只需穿过一条街，一条很小的街。但这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险的一段路。其实，没有特别通行证，任何车辆都不能开上这条街，但我依然有一种闭上双眼横穿高速公路的感觉。
我匆匆爬上通往私人寓所的楼梯。弗朗索瓦已经在房间里面，在这间卧室的高窗外，是花园里那一株株百年老树。我们坐在床上。各自坐在平常睡觉的那一侧。我张开嘴，却只能说出这样一个词：“怎么回事？”
“这么回事，这是真的。”他回答道。
“什么是真的？你和这个女孩一起过夜了？”
“是的。”他躺下来，用手撑着头，承认了。
我们两人其实在这张大床上靠得很近，但我始终无法抓住他那一直在躲避的眼神。我的问题一个个脱口而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个月前。”他肯定地回答我。
我保持着平静，没有冲动，没有喊叫。摔碟子砸碗这样的事就更不存在了，可后来传闻里就是这样说的，甚至还想像出我摔坏的东西价值达几百万欧元。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预示着一场怎样的地震。能做个声明，说只是去她家吃了顿晚饭吗？我向他建议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他是在马戏场街、在那位女演员借住的寓所里过了一夜后，被人拍下了这组照片。为什么不能学学克林顿呢？公开道歉，并承诺不再和她见面。我们可以换种方式重新来过，我并没有想过要失去他。
他编的谎话渐渐露出了马脚，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他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早就开始了。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接着又变成了半年、九个月，最后的说法是一年。
“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的，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对我这样说。
然后他便离开寓所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接下来的会见。可我已经无法应付我的会见，只好请帕特里斯·比昂科纳代我去见来客。整个下午，我一直闭门不出。我一边试着设想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一边盯着手机，看推特上会不会有什么消息预告这条轰动性新闻。我想尽力对这条“新闻报道”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我通过短信，与最亲密的几位朋友交换了意见，并向我的三个孩子和我的母亲逐一告知了将要登出的新闻。我不想让他们通过媒体听说这桩丑闻。他们理应事先做好准备。
弗朗索瓦回到寓所准备吃晚饭。我们又来到了卧室里。他看上去比我还要沮丧。突然，他在床上双膝跪倒，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把头埋进手里。他神情恍惚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无意间他用了“我们”这个词，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往后并没有我出场的份了。不过这也是最后一句“我们”，因为很快就只剩下了“我”。随后，我们来到客厅的矮桌前，想尽力把晚饭吃完。在这座宫殿里，每当我们想在吃饭时多点私人空间，或者想抓紧时间吃点简餐，都会选择上这儿来。
我什么也咽不下。我想尽量多了解点情况。我把这件事会造成的各种政治后果都设想了一遍。本该身为楷模的那个总统现在上哪儿去了？一个总统不该一心两用，一得空就跑到邻近的某条街去会女演员。在工厂停工、失业率增长、民意降到最低的时候，一个总统不能有这样的举动。在这一刻，与我们的个人危机相比，政治上可能面临的困境倒是更令我担心。或许此时我还抱有挽救我们关系的愿望吧。弗朗索瓦让我别再唠叨这些可怕的后果了，道理他全懂。他草草地吞了几口，便回到了办公室。
我又陷入了独自承受痛苦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却瞒着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我的命运在由别人来讨论决定，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讨论了些什么。晚上十点半，他回来了。对于我的问题，他不作回答。他看上去一副茫然迷惑的神情。我决定去见见总统府的秘书长皮埃尔—勒内·乐玛，并事先给他打了个电话。弗朗索瓦问我见他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需要见个人才行。”
现在，轮到我走上这条连接私人寓所和总统办公层的近乎隐秘的通道了。我到的那一刻，皮埃尔—勒内向我张开了双臂。我把他的臂弯当成了我避风的港湾。我第一次泪如泉涌，泪水洒满了他的肩头。他和我一样，无法理解弗朗索瓦怎么会闹出这样一件事来。皮埃尔—勒内与其他大多数顾问不同，他始终很和蔼宽厚。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弗朗索瓦在白天发脾气的时候，承担的人常会是他；到了晚上，则由我来扮演消气筒的角色。我们一直互相给予对方支持。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我向他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原谅他的准备。但接下来我就明白了，在刚才的这第一次会议上，已经提出来要起草一份断绝关系的公告。我的命运已定，而我本人一无所知。
我回到了卧室。一个几不成眠的漫漫长夜开始了。来回折腾的还是那同样几个问题。为了逃避折磨，弗朗索瓦服了粒安眠药，在床的另一头睡了几个小时。我差不多只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在五点钟左右起了床，到客厅里看电视里的新闻频道。昨天的晚餐还放在矮桌上，我嚼了几口冷菜，接着听起了广播。早间广播的第一个节目是最新的要闻播报。这件事突然变得非常现实而具体了。可昨天这一切在我眼里还显得是那么不真实。
弗朗索瓦醒了。我觉得我恐怕要撑不下去了。我要垮了，我实在是没法听这些东西，我冲进了浴室。我打开放着我化妆品的那层抽屉，抓起藏在里面的一只小塑料袋。袋子里是安眠药，有好几种，有药剂也有药丸。弗朗索瓦跟着我进了浴室。他想把袋子从我手上夺过去。我转身跑回卧室。他抓到了袋子，袋子一下子被扯破了。药在床上和地上散落开来。我还是抢回来了几粒。我把药吞了下去，能吞多少就吞多少。我想睡觉，我不愿面对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我感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袭来，而我已无力抵抗。我想找个方式来逃避。我失去了知觉。这对我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自我昏睡后，我完全对时间失去了概念。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觉得有人把我弄醒了。过后我才知道，此时已快到中午了。我向上看去，在一片朦胧的迷雾中，我辨出了两位挚友的脸：布莉吉特和弗朗索瓦·巴希。布莉吉特向我解释说，我可以上医院待一段时间，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行李。两位医生正守候在旁边的房间里。其中一位是爱丽舍宫的医疗顾问奥利维埃·利翁—康，他已经把一切打理妥当，还把儒万大夫叫了过来，他是萨伯特慈善医院精神医学科的主任。两人都问我是否同意住院。那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度过这场暴风雨，尽管此时此刻，我都不太清楚自己是谁，也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无法靠一己之力撑下去。
我说走之前我想见见弗朗索瓦，但一位医生表示反对。我拼尽气力地说，那我不会走的，除非……他们还是派了个人去找他。可等他出现后，我遭受了再一次的打击。我双腿发软，瘫倒在地。见他反而让我又看到了他对我的背叛。与前一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他当即就拍板决定，把我带走。
我无法站稳。两位侍卫官一人一侧，托起了我的胳膊，尽力搀扶着我。楼梯漫长得仿佛走不到头。布莉吉特拎着我的包跟在后面，这个包很漂亮，它是爱丽舍宫和我一起工作的团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正式访问时的专用包。不过，现在的情形可远没有出访时的那种华贵。第一夫人如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布娃娃，既站不稳，也无法独立行走。布莉吉特陪我上了车。一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其实也根本没法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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