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英国大选结果公布，保守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获得了独立组阁的机会。也就是说，卡梅伦的第二春又到了。第二天下午（9日），愤怒的示威者堵满唐宁街，人们高举标语牌，要卡梅伦滚蛋。不只是英格兰，同一天，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也爆发了规模不小的抗议。对媒体而言，卡迪夫的这场游行无疑更吸人眼球，因为著名女歌手夏洛蒂·澈奇也扛着“我气死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的标语牌走在队伍前面。这位曾经的“天籁美少女”如今更像是复仇女神，她说：保守党巧取豪夺弄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输了。】
上周六卡迪夫游行，澈奇走在队伍前面
上周六，我们250个人在皇后街安奈林·贝文（观察者网注：贝文是工党政治家，也是威尔士人，1945-1951年间出任英国卫生大臣）的雕塑下会合，开始了反对保守党紧缩政策的游行。同行的还有卡迪夫人民议会。谢天谢地，我的民主权利允许我这么做。
我很清楚自己在这种场合现身会引来媒体，也很明了你们会怀疑此举是为了炒作。但就像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所声明的，我一点也不想被炮轰，更不想被侮辱，对我来说，置身事外才是上策。我之所以加入游行，并不是为了宣传某张唱片或者某档电视节目，而是试图促成某些改变，试图在我生活的社区里面推动政治话语权，试图让人们关注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业。我的动机仅此而已。
许多我认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听到托利党（观察者网注：托利党从1833年起改称保守党）赢得多数席位（并且有那么多的人把票投给了独立党）时，都感到不知所措。这同民众的期望南辕北辙。想想大选前夕的政治氛围，想想过去6个月里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那时左翼政党占的是绝对优势。如今的结果只有一种解释：我们被政治宣传所迷惑，不知不觉就倒向了保守派。
当然，我满可以继续揣着左翼分子的空想，兴起时同我那帮赛车伙伴们去参加个蔬菜烧烤，再在艺术中心里碰个头，对独立党发发牢骚。问题在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英国政治的这种风云变幻。我们认为右翼政党那些与日俱增的支持者不过是几个种族小丑，可以不予理会；我们低估了右派正劲的风头，还以为只要在推特上转发一下欧文·琼斯（观察者网注：此君84年生人，著名左翼专栏作家，目前供职于《卫报》）的最新文章，就已经恪尽职守了。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就是现在！我们本该早点行动的。的确，保守党巧取豪夺弄到了多数席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输了。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反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以前做得还不够，现在是时候改变了。
威尔士保守党领袖安德鲁·R·T·戴维斯把我这种争取民主自由的行为描述为“不得体”，他倒是说出了许多东西。大概在安德鲁看来，我就该回去熨衣服，不要再乱转什么保护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蠢念头（而戴维斯先生自己是最热衷于攻击这一体系的），也别再想着去为实现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奋斗了（戴维斯先生所在的政党对此是全无概念的），更不用说为社会上那些更弱势的群体争取权利了。也许他想让我闭嘴的原因，不过是我威胁到了他作为一个富有而又受过精英教育的白种男人在英国社会的地位。
对他和其他那些污蔑我为“香槟社会主义者”（观察者网注：英国政治用语，指那些理念与实际生活不符的左翼政治家）的人，我要说，其实“普罗塞克酒女孩”这个称呼更加适合我（观察者网注：普罗塞克起泡葡萄酒酿制成本低，但其品质与香槟相差不远）。我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家里几代人都是活跃的政治抗议者。我第一次被母亲带去参加游行时，还只有9岁。她当时在卡迪夫议会工作，负责住房事务。这件事过去三年以后，我作为歌手的职业生涯才开始（观察者网注：澈奇12岁时以演唱古典音乐出道）。创作音乐让我挣到了许多钱，但我仍然待在卡迪夫。这里有我的家庭，有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我的根基。我大可以丢掉这一切，搬到洛杉矶去。我大可以抛开伦理的束缚，去投资武器和石油，大把大把地赚钱。我大可以把票投给托利党的。
《每日邮报》的克里斯托弗·哈特诋毁我们这些抗议者，称我们是“民主的敌人”。但民主的通道不会在竞选结束后就关闭的。试图压下反对的声音，这才是更大的反动。戴维斯先生认为，我抗着标语牌游行的举动是对“刚刚作出抉择”的选区的侮辱。他有时间来批评我，还不如去看看被他忽略的一个严峻事实：戴维·卡梅伦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投给托利党的合法选民只占了全体选民人口的24%，低得惊人。托利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获胜，是根本不可接受的。我对独立党毫不感冒，如果我的票是投给了他们，那我大概会气炸。
但现在的情形还远没那么坏。如果你也感同身受，我请求你加入我们。你可以参加你所在的小区举行的集会，据我所知，那些组织游行的人都是关心社区的好人。他们不是流氓，也不是居心不良的阴谋家。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他们就不能忽视我们了。我们需要组织起来，而在这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到时见。
拥抱和亲吻你们，
夏洛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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