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上海每万名常住人口中，理工科类本科毕业生仅为15名。
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缺少什么样的人才？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企业家、科学家、科技创业人才和风险投资人才，而其中最大的“短板”是企业家。
5月19日获悉，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工程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上海）联合课题组发布新书《转型升级的新战略与新对策：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这也是上海首次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智库的合作研究形式，为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把脉”。
建议关注五大领域，高校重点发展理工科
课题组提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在基础科学研究、前沿技术研发、创新企业集聚、创新资源市场、创新成果产业化等五个方面，打造五大功能中心，即全球领先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心、全球领先技术的研发集聚中心、高科技领先企业的全球性集聚中心、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性配置中心、科技创新成果的全球性转化中心。同时，课题组初步拟出一批重大工程与重大项目建议名单，提出应重点关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能源及智能汽车、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五大创新领域。
课题组根据对纽约、硅谷、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创新地的科技指标调查，提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20项核心指标。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些指标非常的细化和具体，例如根据上海交大2014“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上海没有高校进入前100名，指标提出上海要争取2030年1-2家高校进入世界前50强大学，2050年争取1-2家高校进入世界前20强大学。2014《财富》500强总部中，东京有43家，上海只有8家，指标提出，上海要争取2030年拥有全球500强企业总部30家，2050年拥有全球500强企业总部50家。
指标还提出，目前上海市每万名常住人口中，理工科类（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本科毕业生数量为15名，到2030年上海要争取每万人常住人口中，理工科类大学本科毕业生有50名，到2050年要达到每万人常住人口中，理工科类大学本科毕业生有100名。
对此，课题组副组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坦言，不得不承认，在科技创新上，理工科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从硅谷、深圳的成功经验看，它们都形成了规模化集聚的创客簇群，这是一批受过理工科学历教育、很多都有高科技企业从业经验的科技人才，他们为追求创新创业而来到一个城市、一个园区，甚至环绕一所大学、一家高科技先锋大企业形成集聚。这样的创客簇群在上海的张江、杨浦等已有雏形，但影响力还不大，与深圳、北京相比已有差距。
王振认为，“上海的大学专业设置有偏差，松江大学城集中了6所文科大学，但大学城对松江没有多少溢出效应，反过来在嘉定就不一样。”王振指出，上海在未来的学科设置，要支持综合性大学进一步发展理工科专业，可以在基础设施、教育经费、师资编制、招生规模等方面提供倾斜性政策，甚至可以考虑适当压缩文科招生规模和资源配置。同时，鼓励和支持一些文科类大学发展理工科院系。
政策环境宽松了，“马云”会有很多
“过去30年，上海最缺的不是资金、技术、人才和土地，而是企业家。”课题组专家抛出了上海的“短板”，而这也正与上海各级政府官员每每会被问到的问题相印证：“马云为什么没有出在上海？”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马兴发坦言：“马云的事情一直很纠结，现在一讲到创新，讲到城市的活力，好像就看有没有马云，但是中国只有一个马云，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物，是电商平台的发展巨大需求迸发出来的能量。”
课题组认为，上海的企业家短板是上海经济生态的必然，上海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的总量比例长期稳定在2:1:1，国企干部任命考核制度决定了不可能走出企业家，优秀国企干部要么为官从政，要么在步入巅峰时即退休。而上海虽然是跨国公司集聚区，但它们很难成为本土化创新主力。上海的民营企业数量不少，但是集中在商贸、地产、资本投资等行业“赚快钱”，科技创新优势不明显。
课题组建议，上海应针对不同来源的企业家采取措施，充分释放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加大股权激励力度，同时采取负面清单政策，对于企业连续3年利润增长10%以上，或成功推动创新项目产业化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不适用现有一刀切的退休年龄硬性规定。同时要吸引二、三线城市企业家来沪实现二次创业，还要搭建平台，充分利用外资企业高管的国际化行业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土创新创业。
马兴发认为，接下来上海要营造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创新文化传递的氛围，要让大家都感觉到创业创新是人生规划的重要环节。“政策一旦释放出来，形成很多年轻人投身创新创业的氛围，相信‘马云’会有很多。”
课题组则建议，上海要创新海外人才引进制度，设立上海市的海外市民证制度和技术移民制度，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移民指标和本市居住证积分管理指标，通过对年龄、学历、专业、工作经验等方面设置一定条件，建立外国人技术移民制度，吸引优秀外国人才特别是科技型人才移民上海。
同时，课题组认为，上海现在不应当试图通过户籍管制这个低效率手段来控制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市场自然竞争法则实现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建议逐步开放人才引进的户籍制度，缩小由于户籍限制造成的不平等差距，落实解决居住、子女就学、配偶等外来人才的后顾之忧。“引入人才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发展的需求，只要是上海市需要的、市场选择所需要的人才，就应该享有上海市民的全部待遇。”
上海可试点打造特定的商务成本洼地
课题组指出，当前，上海创新创业营商环境中最大的瓶颈是商务成本问题。过去三十年上海一直是投资驱动与财富驱动为主导，推高了上海的商务成本。众多中小企业面对过高土地人工成本，宁愿从事赚快钱产业，或去异地发展；众多科技创新项目“开花多，结果少”。上海孵化的创新项目，一旦进入产业化阶段，基于成本考虑就会选择周边地区落地生产。
“商务成本问题不解决，即便创新主体具有创新意愿，也难以落地发展。高企的商务成本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陷阱’。”王振指出。
课题组在报告中描述，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郊区的房价也因轨道交通建设上升很快，明显超过了周边城市。另外上海的薪酬成本上升很快，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而且也因人民币升值，与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越来越接近。
“要全面降低商务成本可能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特殊的政策打造特殊的商务成本洼地。”课题组具体提出，可以在科技创新重要承载区，如张江、紫竹、临港、松江、嘉定等，实施特殊的住宅建设土地出让金政策和开发商税收减免政策、房地产交易减免政策等，确保这类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成为洼地，与周边的苏州等地差距不大。对建设在郊区的一大批经济适用房嫁接人才公寓政策，政府可以收储一批经济适用房作为创业人才或初创企业的廉租房，以优惠价销售给创业者，这样还可以在这些大型居住区导入高素质人口。同时，可以完善创业人才廉租房政策，针对远郊地区的廉租房采取低租金政策，针对中心城区或新城区的廉租房推出租金补贴。
考虑到雇佣成本不断上升对创业者既是负担也是风险，现在雇佣成本中社会保险费占薪酬的比重已经达到40％以上，但创业期的企业稳定性差，企业对员工的社会福利承担能力比较弱，因此课题组建议，执行更加切合实际的劳动合同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例如劳动用工上可给予更多的灵活权，员工培训上可给予必要的政策补贴，社会保险可以减免等。“现在江苏、浙江一些地区已对创业期企业给予一定的薪酬和社会保险费补贴，上海可以积极借鉴，对创业三年内的企业，分类提供社会保险费补贴政策，有的可全免，有的可半减，有的可以缓交，积极减轻创业者的用工压力。”课题组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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