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48年，小女孩拿厚厚的几摞钞票买东西。（图据新华网发展论坛）
近日，某互联网零售平台因一则“一夜重回民国物价”的广告卷入舆论争议。根据网页截图，该活动海报为仿报纸头版样式，海报主体位置写有醒目的“穿越历史老集市 让物价回归1948”字样。想必是海报的小编从未看过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上海的老百姓扛着一麻袋法币去买大米的纪录片，竟然把1948年的物价也加了“滤镜”，直到被网友发现才表示“该补历史课”。
本想摆出个文艺的造型却弄巧成拙，这在互联网时代也不是第一次。随着近年来“民国热”的升温，很多人对民国历史和人物表现出极强的热情和关注，甚至引发了对民国一切事物的盲目称颂。比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这些美化民国的说法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在一些人眼中，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文化自由、人民生活安逸的“黄金时期”。
但历史果真如此吗？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不如印度，即使在非洲也最多是中游水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同期欧洲69岁，美国65岁；中国人均发电量只有8度，远低于日本519度，甚至不如印度13.6度；人均钢产量不到1公斤，而日本和印度分别是40.4公斤和3.8公斤。对一些“文艺青年”来说，民国时期或许是才子佳人风花雪月、贵妇名媛推杯换盏的时代；但若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我们看到的却是列强环伺、兵连祸结、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景象。
就拿一些鼓吹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论调来说，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民国时期学术处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的确出现了一些首创性成果，少数学者进入了世界前列，但从总体水平看并不高。学术研究需要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匮乏的时代，学者很难得到这样的环境，只能更依赖于个人创见和悟性。以历史学为例，顾颉刚先生早在民国年间即以《古史辨》而成名，但顾先生对中国史学最重要的贡献——领衔整理《史记》点校本则完成在新中国成立后。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并非是他们的学术成果被重新发现，更多是在互联网的助推之下，民国学者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那些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恐怕都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追捧徐志摩、林徽因多半也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娱乐化的传播特性，让本来一些原本严肃的史实很难进入公众视线，而大量展现所谓“贵族生活”“上流社会”恩怨情仇的文学和影视剧作品成了很多人了解民国的途径，而这些只言片语并不能概括民国那些年。
总而言之，无论是学术氛围、舆论环境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民国时期都绝不是一个“黄金时期”。沉浸在“小小的悲欢”之中，将个别文化作品当成民国的整体历史图景，既不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也容易滋生是古非今、好古蔑今的历史倒退论倾向。近年来，学界乃至媒体界对病态缅怀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但过度美化民国的现象仍然存在，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警惕。（海外网评论员 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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