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自杀前的生活环境。
贵州毕节4个留守儿童喝农药死亡事件，当局经调查后已排除他杀可能。当地政府否认了“贫困致孩子自杀”的说法，具体服药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孩子们的父母经常吵架，母亲后来离家出走，父亲外出打工。事件发生后，两人已经被找到。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今日晚上，贵州省政府将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落实李克强关于毕节4名儿童中毒死亡事件的批示，部署相关救助工作。
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网站今日下午发布通报称，毕节市委和七星关区委召开会议，决定对在该事件中负有相关责任的责任人进行处理。
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毕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胡海峰，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田坎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七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作相应的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根据官方披露，6月9日23时32分左右，该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服食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调查勘验和尸体检验，均系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排除他人所为。
事发后，政府派出3个小组分赴广东佛山、揭阳、贵阳等地寻找死者父母，并在当地查找其亲属。目前，死者母亲任希芬已联系上，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
《澎湃新闻》今日的报道称，以死者父亲张方其的手机号注册的微信用户“爱家”也回复该报称，“已经知道家里的事情，明天回家”，但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村民表示，该微信用户头像是张方其本人。
喝药自杀的4个小孩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
新华社报道，同村村民张启付9日晚上忽然听到张方其家中传来“呼呼”的声音，过去一看发现一个孩子倒在地上正在抽搐。
张启付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到场将孩子们送去抢救，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村民们描述，4兄妹基本不出门，平时不和村里的大人打交道，也不跟村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事发当天，村民们没有发现兄妹们有什么异常情况，跟以前一样，都是关着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
张家一位邻居说，事发当晚9点左右，4兄妹还在摘另一邻居家的李子吃。
家暴疑致性格孤僻
四个孩子分别是13岁的长子张启刚，田坎小学六年级学生；张启秀，女，9岁，田坎小学二年级学生；张启玉，女，7岁，田坎小学一年级学生；张启味，女，5岁，田坎乡中心幼儿园儿童。
村民们普遍反映，4个孩子曾经受到过严重家庭暴力，导致“性格很孤僻”。有一次，张方其将老大的左手臂打到骨折，右耳被撕裂。 2012年老大离家出走十几天，被找回家后，母亲脱掉他身上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太阳下晒2个多小时。
举报张方其夫妻也经常吵架和打架。 2014年，两人曾经发生打斗，任希芬被打伤，送到卫生院输液，当时孩子们就在旁边。之后，任希芬离家出走。
有村民和村干部说，任希芬有婚外情，但张方其和任希芬没有办离婚手续。
今年3月，张方其外出打工，但却没有请人帮忙照顾孩子，只是在离开前给老大一张银行卡。自此之后，4兄妹就开始了独立生活，还要养家里的猪。
有村民说，4兄妹在父亲出去打工之后就辍学了。白天不知道兄妹在不在家，因为门都是关着的，只有在晚上开灯或开电视时，才知道有人在家。
孩子们自杀前的生活环境。
村民：孩子不缺钱缺爱
毕节市是中国经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现象普遍。 2012年，毕节5名留守的流浪儿童被闷死在垃圾桶里。事后，毕节宣布每年拿出6000万元设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
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说，张方其和大儿子在2012年已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村民们也有反映，孩子们平时有零花钱，而今年4月，张方其就给孩子们的卡里汇了700块钱，第二天就被孩子们取走了。
《澎湃新闻》报道，张方其一家都是低保户，每季度可以领530元。七星关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则表示，经过调查，孩子家中有1000多斤玉米，10几斤腊肉，存折上还有3000多元存款。
另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张方其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如传言所说那样贫困：他们的居所是一栋新建的二层楼房，楼房背后还有一间养着两头猪的棚屋；当地官方称张方其一家居住的楼房建于2011年，估价超过20万元。
有村民称，张方其前些年外出打工挣了点钱，建了这房子，后来没赚到钱，家里开始穷困了。
田坎乡政法书记胡海峰说，兄妹们成为留守儿童后，乡里为他们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并确定村支书高华成和包村干部张胜为一对一帮扶对象。张胜说，几乎每一次老大不去上课，他都会去他家里做工作，“给他讲在学校有免费的营养午餐，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在兄妹们辍学后，乡干部和学校教师前后6次去动员回校上课。胡海峰说，他5月13日第二次到他们家时，听到孩子在里面跑，但怎么敲都不开门。 “我只好找到孩子二爷爷，请他随时注意到孩子情况，还叫周围的两个小孩多找他们玩。”
孩子们的二爷爷张士贵说，老大以前有过轻生行为，但没有引起重视。 “老大被打得厉害了，就叫嚷着’喝敌敌畏，跳河’，有一次出去跳河，被旁边的金沙县的派出所发现送了回来。”
村民肖文英则说，孩子们家并不缺东西，吃的穿的都有，主要是没有人来安排，没有人照顾和关心。
今年3月，张方其曾经到一位村民那里借钱，说给孩子交学费，但该村民说手头紧，因此没有借成。
央视报导，4兄妹以前有一部手机，一个月前坏掉了，没法跟父亲联系。而这一个月里，张方其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来联系孩子。
专家：监护权缺失后政府无干预机制
《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的分析称，尽管4兄妹有生活来源，但是仍然属于处于缺乏有效监护状态的困境儿童。
在谈及问题根源时，张雪梅说，中国系统的家庭儿童保护机制体系没有建立，缺乏社区儿童保护机制，学校对辍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委托监护不够完善，这些都是中国儿童保护制度的短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员张柳则指出，毕节4兄妹无人照管的情况，所在的学校、村委会、邻居村民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可能都没有报告。这不只是监护权缺失，而是监护权缺失后政府干预的缺位。
《新京报》今日刊出评论文章，指出促使孩子们自杀的因素或许不是贫穷，而是长期亲情的疏离而带来的绝望。这些留守儿童无法对世界建立安全感，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时，因为家庭经济水平的桎梏，很难得到妥善的对待和积极的引导。
文章呼吁社会尊重外来务工者，给予他们公正对待，例如让他们的子女到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样或许可以解决留守儿童被疏离的问题。
ユ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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