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大家谈：中国人能老有所终吗？

中国当局在中共18届5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承诺要实现全民养老保障。尽管中国已经为很多老人提供养老金，但是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当局面临的严峻课题。新出台的政策是否能从制度上确保中国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如何维持这个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其他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中国的时评人士、法律学者姚遥先生。

姚遥认为，中国的政策首先是着眼于目前最重要的社会矛盾，其次，它是为了解决中央的矛盾，而不是民间的矛盾。在养老金实行全国统筹的问题上，它最尖锐的矛盾在于中国养老金的严重亏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养老政策是中央“甩包袱”。以往养老金分配不足的地方由中央来支配，多的部分由发达地区享受红利。现在的全国统筹政策将发达地区的红利取消了，由发达地区去补贴欠发达地区。这样，中央补贴的额度会减小。

夏明认为，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全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很大的流动。与此同时，中国这么大，各地存在很多不平衡，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与此同时，在社保基金的管理上腐败盛行，而内地省份的腐败可能更甚于沿海地区，因此中央统筹的话，能够把地方管理的社保体系与中央干预结合起来，从制度上来说应该是一种进步。他说，如果养老制度的调整不是为了利民而是为了扩展中央的利益，把包袱甩给地方的话，这会带来很多后果，只会加剧地方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

姚遥认为，改变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最简单的办法是由个人来缴纳养老金，由个人支配。姚遥说，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人进入了市场经济后，面临养老问题；但当年他们没有为现在的养老体系付出过，因此造成寅吃卯粮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比全国统筹的矛盾更为尖锐，因为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国民做出了承诺，现在又以市场的名义把这个包袱甩出去，让市场帮助国家养老，这实际上是让现有的工薪阶层来承担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应该让国家为它的行为买单。即承担对计划经济时代和公务员体系的养老，而不能由计划经济以后很少一批劳动人口来承担。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这部分人的负担将越来越重，而且当养老金无以为继的时候，这批人年老时则完全无法从养老体系中享有红利。

夏明认为，老有所养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国家不能把公民在宪法中得到保障的权利完全市场化。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等级化，即国家公务员以及高级干部享有的是世界上最优厚的保障制度，因此中国吸引了世界上很多老科学家到中国去，典型的例子就是杨振宁。城镇居民享有的是第二类的养老保险，农民则是第三类。这种等级制造成了中国养老保险最大的不平等、不人道与不民主。这些问题必须触及，尤其是中国离退休官员的特供与保险制度。

两位嘉宾还探讨了在扩大社保覆盖面的同时如何维持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渐进式退休年龄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对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的养老制度对中国的借鉴作用等问题，并对观众发表的看法作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