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编者按】

从2009年圣诞节美国炸机未遂事件到莫斯科地铁连环爆炸，从千疮百孔的阿富汗到饱受暴恐袭击的欧洲大城市，关注国际时事和专业分析的读者，经常会提出一些很有道理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回应。



恐怖行为古已有之。例如，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不仅萌生了拿破仑摄政及其大军铁骑踏欧的进程，拉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而且缔造出严酷无比的罗伯斯庇尔专政，首创“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个词汇。

然而，恐怖主义真正成为国际性的现象，仅仅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事情。

在最近的几十年间，世人一方面见证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见到了电脑、电视、固话、手机之类通讯设备的普及、网络手段的大规模扩展、信息流量的“爆炸”，以及其他各种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感受到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和宗教信仰之物理距离的拉近与相互审视碰撞的加剧。国际恐怖分子正是在这样的新背景下登台演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震惊全世界的血腥事件。

这里的“震惊世界”名副其实。如果没有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荡。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西方大国军队所拥有的那时最高水平的信息化装备，无非是固定电话、电报机、报话机和无线发报机等等，掌管和享用这些装置的只是少数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信息量相当有限；一般民众和公共媒体获悉消息的渠道不仅少而又少，获取的速度也很慢。那时若某个恐怖分子实施自杀性爆炸，造成的惊骇可能不超过一个村庄或一个街区。

今天情形则完全两样。通过电视屏幕、手机短信和网络传媒，恐怖袭击造成的可怕画面被迅速传递到整个国家、周边地区、国际社会，哪怕恐怖行动成本很小、直接伤亡不大，其效果也可能被急剧放大百倍乃至千万倍，引发公众的焦虑、股市的震荡、军队的调动和政权的更迭。

愈是在发达地区（例如欧美日等国家），愈是在关键时刻（如上下班或某个节目播出时刻），冲击波愈是强烈，后果愈是严重。对于信息的快速传播，任何国家和政府，哪怕是最强大国家的机构，都无法实施彻底的封锁。

实际上，与老式的恐怖行为不太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要的正是信息传递效果，而具体的自杀、杀人、劫货、爆炸目标可能只是辅佐性的；有时，恐怖分子甚至不必真的动手，只需要制造谣言或发表电视录像，也能造成类似效应。

从广阔角度观察，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蝴蝶振翅引发的大洋彼岸海啸”后果，并不止限于国际恐怖主义，而是出现在所有被称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挑战”、“全球性危机”的现象上。如全球难民危机、全球粮食危机、全球债务危机、全球传染病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只不过恐怖袭击更加血腥、更有对抗性、更不易达成妥协，因而也更容易带来受创感。

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而言，困难的地方还不只是针对具体的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实行有效打击，而是如何应对此类事件带来的心理伤害和恶性传播，防止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被它挟持。

之所以把现在的国际恐怖主义称作“新型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信息化时代的这种特殊性，它与过去的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也与某个反社会疯子制造的孤立恐怖事态不能相提并论。国际恐怖主义毒瘤的生长过程中，当代信息革命发挥了萌动催生的作用，它与全球一体化如影如随，会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持续存在。

了解恐怖主义者的逻辑与心理

与一些人想象的完全不同，国际恐怖组织的头目绝非偏执症、孤独症、狭隘人格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相反，国际恐怖主义机构设立和行动策划，从组织学角度衡量有很高水准，可以说精密得像德国制造的机械。

它们的组织者往往在各自表面从业的领域大半收入颇丰、地位甚高。比如受人尊敬的医生、工程师、教授、牧师或曾经的军队教官等等。

也正因为如此，发生在莫斯科大剧院和地铁、别斯兰一所中小学校、伊拉克的若干“巴扎”(市场)、阿富汗的某个政府大楼或伊斯兰清真寺的恐怖袭击或“人弹”攻击或定时炸弹背后的，如我们现在逐渐明白的那样，总有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的时刻计算，有像最优秀的武器拆卸和爆炸专家一样的技能，有像五角大楼军事战略和情报部门那样掌握的充足信息，还有对各国政府官僚机构和强力部门运作方式(包括永远慢半拍的反应速度)的了然于胸。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国际恐怖组织和基地的那些大头目们，都可列入“心理分析大师”的范畴。他们洞察人性的弱点和官僚制度的缺陷，尤其是懂得人类心灵深处的脆弱和痛苦之源；他们知道如何使外表强大的军队束手无策、什么时候使虚张声势的政府官员哑口无言，知道如何让男人哭泣、让女人残忍、让小孩子甘当盾牌，知道如何令公众的情感极度波动、令大众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有助于制造不安定的氛围。

总之，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不光是讨价还价的能手，还是心理推测的专家，是政府特有的无能性和强力部门某些“短板”的无形掌控者，是针对后者“软肋”的有力出击者。

看看五角大楼1980年在伊朗实施武装营救人质的“蓝光行动”的惨重失败(一架军用直升机与一架军用运输机相撞并坠毁伊朗沙漠，导致美特种部队被迫取消行动计划)，对比一下21年后发生的“9·11事件”(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客机，对世贸大楼、五角大楼等美国标志性建筑发动袭击，造成3000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世人不能不仅惊叹号称世界最强大军队与其死对头之一在效价比、精密度、组织性的某些差距。

当人们仔细阅读例如一个被掳作车臣匪首小妾的17岁女孩最终是如何自愿作为“黑寡妇”充当人弹的全程报道时，当专业人士深入分析每日每时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的难民营和村庄里的“洗脑流程”时，当笔者10多年前有机会接触一位极度痛恨以色列人的占领和西方大国不公正立场的巴勒斯坦大学物理学教授(他自称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听他长篇大论地抨击当今的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他所说的“大国阴谋”)时，自己不禁大为感叹：原来，在我们平日接受和了解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政治态度和现实选择的世界、一个全然不同的心理分析和逻辑体系、一个让习惯于主流秩序和氛围的正常人大感震惊的安排与气氛。

对于后面这样一些东西，只有深刻、全面、长久的心理分析(包括持续的学习、暗示、修正和理解过程)，才有可能逐渐懂得它们，洞察内在的道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多数国家、机构和民众，只是用也只能用“正常的”、普通的思维看待它们，因而不适应、不理解，更不懂得如何应对。

这是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与国际恐怖势力作战时的一种不对称：后者懂得前者的运行规则和问题所在，善于对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进行心理和逻辑分析，因而攻击有效且进退自如；而前者没法谅解、也不愿意细察处于“阴暗角落”的那些恐怖主义者究竟如何想、为何做，因而始终找不到对付后者的有效办法。

这里，需要强调的地方是，与个体性、非理性、反社会的孤立恐怖行径不同，凡是制造重大危机、产生严重后果的国际恐怖主义者，都有着非同一般的逻辑推导能力和心理分析专长。

不是冷血,也不是烈士

经常听到有评论说，恐怖主义者都是一些与常人大相径庭的“冷血动物”，他们杀人不眨眼，或自杀无惧色，让见者甚至闻者无不惊悚胆寒。这种评论之所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是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即：国际恐怖主义者袭击的很多目标，既不是战场上的军队，也不是官方的设施，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是无辜的受害群众，不少甚至是弱势的妇女儿童。

与此相反，国际上有另一种奇特的见解，认为所谓“国际恐怖主义者”的帽子，完全是强大的敌对势力及其御用媒体扣上的，纯属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国的歪曲捏造。持这种见解的人士提出，被国际主流媒体特别是霸权一方蛮横指责的这些对象，实际上是争取正义的游击战士（如用各种非常规手段驱逐占领者、争取重返家园的巴勒斯坦“吉哈德旅”或“哈马斯组织”），或是甘愿自我牺牲、献身伊斯兰“圣战”事业的烈士（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经常发生的那些自杀性爆炸的制造者）。

依笔者看，这两个极端的评价都有失公允，均没有揭示全部真相和察觉事物的本质，更无助于思考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冷血动物”的说法当然有其道理，因为它站在受害者一方，表达了对无辜死伤者的同情。然而，多数公众持有的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施暴者一方的复杂心理，缺乏对后者心灵深处爱恨情仇的深究，从而不可能真正理解恐怖分子的动机。

比如，在2010年3月莫斯科地铁自杀性爆炸后不久，俄罗斯有关部门公布了这次爆炸事件的两个人弹之一、17岁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少女阿卜杜拉赫马诺娃的身世及照片。调查人员从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寡妇”死后残留的一张纸片上，见到了“天堂见”的字样，那是她写给已被俄联邦执法部门击毙的她的丈夫、反政府武装小头目穆罕默多夫的最后留言。小残片上究竟包含多少情与仇，大概只有阿卜杜拉赫马诺娃本人知晓，但人们可以肯定，这个少女当然不可与蛇、昆虫或蜥蜴之类的冷血动物为伍，她像正常人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和梦想。

从另一方向观察，那些滥用“游击战士”伟大称呼的说法，看上去似乎是在为受压迫者张目，其实大谬而无道，自毁其前程。真正追求正义、英勇抗击强敌的游击战士，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史不绝书，如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和上世纪60年代活跃在热带丛林、顽强抵抗法国人和美国大兵的越南民兵，他们从来不用滥杀无辜者的方式玷污旗帜和作践自己，而且始终对此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明确的政治说明。看上去都是在反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压迫者，游击战士与恐怖分子截然不同。

定义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要素

在列举了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不同看法后，需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个普适性的界定。撇开后面将要分析的特殊案例，笔者认为，就全球范围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而言，国际恐怖主义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恐怖主义者制造的事态，其血腥场面和惊骇程度，远远超出社会大众对一般流血事件尤其是战场伤亡的心理预期，也超越了各种法律（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允许的限度。

恐怖主义的行径没有法律的约束，而国家间战争的创痛则有法律的底线。军事冲突是指国家军队之间的正面对抗，它们以使交战的另一方接受己方要求而非伤害平民和已缴械官兵为目标，对此，近代以来的各种国际法均有明确约束。战争造成的死伤虽然触目惊心，各国政府和公众对它们却有某种预期，军人对战场上自己可能的牺牲更不必说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相反，恐怖分子则尽可能造成超出常人所能预期的伤害，为此不惜使用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包括非法的、卑劣的、受到正常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禁止的野蛮方式，如故意杀害无辜平民或虐待战俘，投毒或毁坏关键的民用生活设施，用儿童妇女充当“人弹”或“诱饵”等。

尤其是，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伤害，是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毫无思想准备的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恐怖”一词体现着恐怖主义者最直接的表征，折射着这类极端分子对各国法律和公众道义的极度轻蔑。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组织形态具有高到可怕的隐秘性，袭击方式带有极其强烈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

像世人从无数电视画面和文字资料里见到的那样，恐怖主义者往往来无影、去无踪，他们可能藏身于普通的职业岗位和老百姓中间，可能藏匿在社会日常结构完全不起眼的某个角落，一旦出手，总令强力部门猝不及防且防不胜防。

在隐秘方面，越是重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越是善于利用当代社会的各种信息技术藏匿自己，其隐蔽能力、反侦察手段也越强。想想看：震惊美国及全球的“9·11事件”，前后策划了数年之久。有关恐怖分子经历了从设计方案、筹措经费、学习驾驶飞机、勘探标志性建筑、实施攻击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切竟然是在美国及西方的情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

国际恐怖组织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通常制订有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对自己的博弈目标想得非常清楚，而且多半它们会把这种政治诉求公之于众。这也是恐怖组织与个体性、孤立的某个反社会疯子的主要区别之一。

反观国际恐怖事件的动因则截然不同。众所周知，拉丹宣称，只有当美国大兵和西方占领者从伊斯兰土地上撤出后，“基地”组织才不会再发动“9·11事件”那样的袭击，美国公众和美国的国土才会是安全的；车臣叛匪头目在电视录像和其他媒体一再提出，俄联邦同意车臣分离之日，便是令俄罗斯公众胆寒的袭击事件终止之时。国际恐怖势力的这些政治目标，深深灌输到其各级组织的所有成员的头脑里，也被国际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渲染报道，令世人皆知。

孤立的、反社会的恐怖行为，性质上只属于无政治目标的单纯治安案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则具有特殊意识形态的心结，其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实质是一种极端政治势力。

总之，“超过法理的残忍”、“极度的隐秘”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三大要素。尽管在不同的恐怖主义事件里，三要素的分量有所不同，给人的感受存在差异，但只要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必须同时具备三者，缺一不可。（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经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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