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黑色星期五”让整个世界震惊不已。从“9·11”到“11·13”，从纽约到巴黎，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似乎被新的阴云笼罩。
11月21日，距离巴黎恐怖事件恰好一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刘擎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戈，三位分别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的学者做客第四期“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对谈宗教、世俗化和国家建构。
文明之间的冲突or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许纪霖认为，这种对平民的残酷屠杀，简直是人类的公敌，从这一意义上称之为文明对野蛮的冲突，毫无问题。图为袭击当晚现场图。
巴黎“11·13”事件发生以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又重新受到关注。同时也有人提出，这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许纪霖认为，这种对平民的残酷屠杀，简直是人类的公敌，从这一意义上称之为文明对野蛮的冲突，毫无问题。但思考不能到此止步，即便真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野蛮背后也是复杂的。所以简单从“文明与野蛮”进行解释是有问题的。
而如果解释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许纪霖表示IS（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旨，更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文明作为一种普世文明，跟儒家、基督教很多教义是相通的。土耳其、德国温和的穆斯林也很好地世俗化了，并不极端。简单用‘一神教’光暗对立的二分法，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有各种‘圣战’。”
刘擎也说，我们要放弃某种幻想，不能基于一种“智识的懒惰”，用一个简单的框架，给一个确定性解释，给自己虚假的安定感；而是要综合宗教、文化、历史、地缘、经济各方面，建立一个综合的框架。
为什么滋生极端主义思想？
“穆斯林感到自己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极端主义思想对他们有一种煽动力。”郑戈强调。
那么怎么从宗教、民族的角度理解这些事件？郑戈认为，伊斯兰教曾经是非常开放的宗教，有过辉煌和开放时代。经历过三个事件：公元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灭亡；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领土被瓜分；二战后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国建立，被看作西方势力插在中东的楔子。三个历史事件对塑造今天穆斯林心理状态有很重要意义。
“穆斯林感到自己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极端主义思想对他们有一种煽动力。”郑戈强调，“IS不是完全的宗教组织。因为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被美军清洗的复兴党军官很多投靠了IS，因此IS基本上是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势力。”
刘擎则指出伊斯兰教内部有复杂性，正统与异端之争非常激烈。斗争中特别强调对严格的教律的秉持，越绝对，则越正统神圣。这是基督教犹太教都经历过的：基督教经过11世纪十字军东征和欧洲宗教战争得以释放，而伊斯兰教派内部正统的竞争，到20世纪愈演愈烈。这是伊斯兰宗教内部的形态。
许纪霖补充，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经历过世俗化，并不把自己的信仰视作唯一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也愿意接受别的神存在，不会想把他灭掉。伊斯兰教没有彻底世俗化，再加上伊斯兰世界发展依靠石油，他们自己看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处于屈辱的地位。这种劣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极端行为。
民主需要世俗化支持
许纪霖表示，“专制推翻之后，各种势力释放，如果不能建构宪政、‘把权力关进笼子’，问题就大爆发了”。
有学者撰文，认为这是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用民主可以解决这场战斗。许纪霖说，IS出现是在美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用兵之后。“民主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能量的释放。”他表示，“专制推翻之后，各种势力释放，如果不能建构宪政、‘把权力关进笼子’，问题就大爆发了。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什叶派掌权，逊尼派中相当一部分就参加IS。叙利亚也是如此。”因此，他认为IS的出现说明，民主并非是一剂百试百灵的良方。“民主以后更复杂，专制推翻之后不一定是光明，还有更大的问题。”
刘擎介绍说，在政治学中政体有“民主和专制”与“秩序和无序”。西方对政治秩序的讨论之久远，至少跟民主一样。转型社会当中，有序比民主更重要，这是西方一个非常久远的传统。“民主”的维度和“秩序”的维度要分开，并非“民主”一定和“秩序”关联，“专制”和“无序”关联，民主和秩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郑戈则认为，民主的稳健，需要世俗化过程，人慢慢被解放出宗教，越来越有充分的个人自由。但是在伊斯兰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解放，比如妇女。
普世现代性对待极端宗教的对策
巴黎袭击中留在窗上的弹孔。
许纪霖提出，巴黎恐怖袭击提醒人们注意，英国以文化多元主义，处理外来移民宗教，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是英国也爆发地铁爆炸事件，问题在英国也解决不了。而至于强制同化，法国是启蒙国家，相信启蒙的价值可以同化。法国殖民地管理方式就在于创造新文化，但是今天到了第四代，原来还没有同化掉。因此，各种方式都碰壁了。到底是宗教上更宽容还是强制同化，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
如何设计一种可以消解仇恨，去激进化的制度模式？郑戈介绍，在宪法中有整合主义和兼容主义。整合主义即用统一的公民身份取得族群和宗教认同。兼容主义，包括多元文化。而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是社会国，公民物质生活得到保证。所以在德国，穆斯林在激进主义问题上好得多。强制性措施会导致仇恨，将他们推入极端组织阵营。
刘擎则表示，德国模式是否能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现代化发展到全世界，在伊斯兰世界，很多国家很难保持原有的社会传统和秩序，又很难适应新的秩序，产生一种“流民”。这些物质上和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要么成为难民，要么被极端组织吸引。他说，要在阿拉伯世界恢复一种秩序，既回应现代化，又能从传统中转型，就能减少流民。总之，需要对宗教文化综合性考虑，包括其对具体地区的影响。
刘擎设想，如果IS组织继续有动作，足以让西方各国决心联手消灭它。因为像IS国这样的形态，它已经占领很大的国土，有很清楚的坐标，有非常清楚的经济的来源，是可以被对付的。“但是并不意味这个问题会解决，基地组织会以更长久的方式生存，甚至产生新的形态。”因为从根本上，现代化过程中溢出的“流民”问题仍然存在，IS会以一种意识形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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