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3月12日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为响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军方正仿效美国，推出中国版DARPA。新组建的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下称军委科技委），将承担起类似于美国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使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DARPA所资助的项目，那“未来主义”再合适不过了。成立于1958年的DARPA催生了人类社会众多革命性技术突破，世人所熟知的互联网、半导体、全球定位系统（GPS）、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 Unix、隐形战机、激光器、战略性无人机等重大科技成果，都可以追溯到DARPA资助项目。外媒认为，中央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新组建军委科技委，昭示着中方正在就中国版DARPA展开布局。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美国国家层面直接掌控的科研机构，凭借其军民融合、高效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和开放竞争、风险宽容的项目外包机制，在美国新概念、新武器、新技术领域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为美国积累了雄厚的科技资源储备，并引领美国军事变革的步伐乃至世界军民高技术研发的潮流。
DARPA十分注重将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军事应用和社会运用效率，在令美国国防变得更坚不可摧的同时，DARPA还十分擅长利用商业市场来催化技术的成熟。总结一下，DARPA的使命是追求彻底创新的、甚至看起来不可能的技术。
前述外媒报道称，中国正在加入眼下这股亚洲潮流之中：日本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DARPA的机构，韩国也正在筹划成立相关部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机构、哈德森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负责人Richard Weitz称，“中国及其他国家尝试建立类似DARPA的机构以促进前沿科技在国防上的应用，这是很自然的。”他同时对中国是否能像DARPA那样取得成功持保留意见。他认为，DARPA的成功根植于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之上，由其创立的Internet就是个典型案例。Richard Weitz认为，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借助网络或其他途径，高效地从国外商业领域获得各项前沿先进技术。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上校1月11日在军委机关调整组建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曾介绍，新组建军委科技委主要是为了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是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组建军委科技委，主要是加强国防科技战略管理，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协调推进科技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从这一定位来看，确实与DARPA趋同。除上述保护言论自由的因素外，DARPA得以高产、高效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构建了一套指向明确、执行高效的运作系统。
工信部旗下赛迪智库军民结合研究所李其飞曾撰文指出，DARPA计划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一些军事问题尚没有简单和明确解决方案，具有远期现实军事影响的新兴技术项目；一些风险大且研究方向与各军种的特殊地位及使命任务不一致，各军种不愿意支持的研究项目，或对现有的系统或作战概念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这些问题虽然具有很大的风险，但一旦得到解决，将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利益。
此外，DARPA的项目管理工作人员，通过与各类人员和研究团体对话的方式来确定技术难点，从不同角度获得新的思想，原则上项目官员要决定是否资助某个项目，只需说服所在技术办公室主管和DARPA局长两个人，并坚持所有的研究计划必须在拥有很好的构思和优秀的人才条件下才能启动。
与此同时，为提高决策速度，DARPA的项目资助计划可以不采用同行评审方式进行，整个评审决策过程是非正规、灵活、高效和严格的。
在人才队伍管理上，李其飞在文中指出，DARPA采取军地多部门的合作，招聘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优秀人才组建项目管理人才队伍。由于研究项目多为“急难险重”、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项目，DARPA管理人员拥有独享的“政治捷径”，能够直接接受国防部长的指令，可以特事特办，避免了很多官僚体制中的内耗。在项目研究人员方面，DARPA的项目研究人员和技术承包商可能来自工业界、大学、实验室、军方各个领域。DARPA是“疯狂科学家的俱乐部”，上至局长下到项目的执行者都是有着“另类”想法的人。
公开报道显示，军委科技委主任由原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刘国治出任。刘国治出生于1960年12月，辽宁锦县（现凌海市）人，高功率微波专家，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6年、1992年先后获该校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至2002年间，刘国治曾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工作，曾任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21基地）司令员等职。值得一提的是，刘国治是国防科研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曾任国家863高技术803专家组组长，先后荣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入选国家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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