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蔡珠祥的6层小楼成了拆迁空地上的孤楼。
蔡屋围村民的回迁楼。唐洁/图
蔡珠祥夫妇。
他们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这几十年的时代写照
蔡珠祥、张莲好夫妻，曾经是闻名全国的最牛钉子户，当日并肩作战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各自隐居在城市的两头，小心翼翼地生活。 人们知道他们，是因为“天价钉子户”这个响亮的名头。事实上，他们的人生远比“天价钉子户”要丰富、跌宕许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几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迁进程中，成为最牛钉子户因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曾经情比金坚的两人，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隐居于世……
一次次冒险、一次次抗争、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选择、一次次等待，一个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其实映照着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这几十年中的时代写照。
偷渡客
当时宝安农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约70元港币，悬殊近百倍。蔡珠祥加入“逃港”大军，偷渡香港，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蔡珠祥、张莲好已经分开了，1700万拆迁赔偿分成4份。他们俩和儿子、女儿各一份。为了避免冲着巨款而来的恐吓和危险，两位老人换掉了之前的电话，散在城市的两个角落各自居住，与之前的生活彻底断了联系。
而上世纪60年代，他们曾经是蔡屋围村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郎才女貌。张莲好是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到蔡屋围村大队插队，有些文化，梳着一条黑亮的大辫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里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手，喜欢冒险，富有朝气，能让拖拉机在土路上开得飞快。“那个时候可以开拖拉机的，好比现在开劳斯莱斯的，厉害得很啊！”蔡许生（化名）是蔡珠祥的发小，在他的记忆中，蔡珠祥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曾经风光无限。
1969年，蔡珠祥与年长他3岁的张莲好成为夫妻，有了一个儿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张莲好又怀孕了，本就拮据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蔡珠祥决定加入“逃港”大军，偷渡香港，开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内地，蔡珠祥是风光无限的手扶拖拉机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层劳工。和很多逃港内地人一样，蔡珠祥在香港只能从事一些廉价劳动力的工作，洗碗、粘纸盒、做清洁，不过干得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因为挣钱更多，每月300元。对于年轻的他来说，有力气，身手灵活是最大的优势。当时内地对香港的宣传是黑社会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令蔡珠祥惊讶的是，这里的生活水平比内地高许多，香港居民还用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机。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张莲好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她作为一个外姓女人，带着一双儿女，跟村里人的关系并不好，还受到排挤。有蔡屋围村的村民猜测，这也是后来张莲好下定决心要争取赔偿金、坚决不要物业补偿回迁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与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迁中扬眉吐气。
1974年，香港政府实施“抵垒政策”，内地非法入境者抵达市区，只要能够接触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登记领取香港身份证。而在该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则会立刻遣返内地。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然而，他没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的资格。不过，也正因为这个身份，为他在后来拆迁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议下，这个血液中流淌着冒险基因的年轻人决定展开更远一次的冒险——偷渡美国。但是，这一次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南美国家厄瓜多尔，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弃了回国的念头，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广东华侨告诉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已经不是他离家时候的样子了。
1988年，蔡珠祥从南美飞到香港，过境回到深圳。关于他回来的方式，村里人有两个说法，一是他购买了一张从厄瓜多尔飞往香港的机票，返深；二是张莲好借了2万元美金，去厄瓜多尔把阔别多年的老公接了回来。那一年，蔡珠祥38岁，张莲好41岁，他们分开已经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没有见过自己在厄瓜多尔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收租。蔡珠祥和张莲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许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艰辛。一个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无援，举目无亲，最多的时候她做了包括清洁工在内的五份工，生活仍艰难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和丈夫寄回来的钱，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小楼。在几个受访的村民记忆中，这个女人的性格也越来越“硬”，有时候甚至执拗，很难说话。她在村里很少和别人搭讪，也很少与人产生矛盾，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异常忙碌，脸总是绷着，前额的头发倔强地立着。她就像热闹的蔡屋围村中的独行者。
1992年，深圳开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在原村委会基础上也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参与分红。但是，由于张莲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们二人均不能参与村股份公司的分红。虽然，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没有摆脱以宗亲为纽带的血缘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农业已经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们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种”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房子，他们走上了这条毫不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一开始，蔡珠祥对无业儿子的前途十分担心，儿子甚至买瓶啤酒都要问张莲好要钱。1990年前后，和村里人一样，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轮的抢建风潮中，将自家房子加盖到四层，外墙上贴了光洁的瓷砖。村子里住满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滚滚而来的租金让蔡珠祥觉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他也不再担心儿子的未来，因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个城市的开发改造带动了蔡屋围价值的提升，原住民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
此后，随着越来越多涌入的外来租客，村里的房子也不断“长高”。1996年，蔡珠祥和张莲好花了100万元，将之前的小楼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层小楼。村里的楼房多方正，六七层高，除了一道楼梯外，所有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一个个单独的房间，分别出租，每间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里人的小楼中多是一房一厅等“小户型”时，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妇则选择了三房一厅的“大户型”。也许是因为蔡珠祥认为，“大户型”更加气派、风光，也显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见过世面，与村里人不同。阔绰的大开间套房确实让他们在村里风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实际出租的时候，每平米的实际收益和出租率却不如小户型。因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们之需要一间房，一张床，却不需要落脚点有多宽敞、多舒适。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厅的小户型，6层小楼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总额至少要比现在的万余元翻一倍。
尽管如此，蔡珠祥和张莲好仍旧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处逛逛，张则每天去荔枝公园散步、偶尔和村里人打打麻将。也许是巧合，他们拥有的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老街坊12号小楼，正是后来建成的京基100大厦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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