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梦想却一直存在，始终没有消逝。那个时候实际上在我的心目中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但还没有彻底消亡，虽然那时我坚信“灵魂”是一定存在的，但我认为这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冲突，也许灵魂的世界也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看不到的东西，难道就不存在么？直至我毕业之后接触了《第一推动丛书》后，才有了彻底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观的变化。也就是我为什么信佛的根本原因。
这里不能不提到量子理论的发展过程。
量子概念最早起源于1900年，由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为了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紫外灾难”，不得不假设能量是以不连续的方式存在。随后在1905年爱因斯坦成功地运用该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1913年丹麦科学家尼尔斯·波尔创立了最早的量子理论雏形并提出了互补原理，用来说明微观世界的图象和我们的经典世界是多么地不同。后来的几十年中，在波尔的领导下，大批物理学家聚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共同创造了量子理论最光辉灿烂的成就。
按照波尔的观点，关于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被根本地改变了。即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量子世界所固有的，而不仅是我们对于它的不完全感知的结果。因此，海森堡推演出了著名的不等式，即世人皆知的测不准原理。根据互补性原理，在量子世界中，观察者，即人的主观行为或称精神因素成了不可避免的作用者之一，换句话说，当我们观察微观世界时，我们将无法像观测宏观世界那样把观测者的影响排除在外！
这个结论推广到哲学意义时就变得很严重了，它意味着这个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人的精神，或称自由意志的地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然而爱因斯坦却对这一结果深表不安。虽然正是他本人发展了量子概念（如果把波尔称为量子理论的开山祖师，那么普朗克就是鼻祖，而爱因斯坦则可说是量子理论的唯一教父），但他却坚信，量子理论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一些尚未观测到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所谓的隐变量，一旦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实验仪器的完善，终究会揭示这些隐变量的，从而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完美地统一在一个精确的理论中。“无论如何，我决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
爱因斯坦深信，一个具有熟悉因果关系的经典世界，最终将处在量子疯人院的底下。他力图构建种种思想实验，以检验这种想法，其中最精细的一个是他在1935年与B·波多尔斯基及N·罗孙合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也就是闻名物理学界的EPR悖论！
这个悖论是这样描述的：假设一个单一的稳定粒子炸裂成两个相等的碎片A与B，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显然不准我们同时知道A或B的位置与动量。然而由于作用与反作用定律（即动量守恒），对B动量的一次测量可以用来导出A的动量。同理，根据对称性，A离开爆炸点运动的距离等于B运动的距离，所以，B的位置测量揭示了A的位置。
在B处的观察者是自由的，他可以随时想对B做测量，既可以是位置，也可以是动量。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A和B已经分开飞过非常长的路程（比如十万光年），那么人们就不愿假设对B的一次测量能够影响A。至少A不可能即时地直接受到影响，因为按照狭义相对论，物理信号或影响不可能运动得比光还快，至少在光穿过A与B之间的时间之内，A就不可能知道对B实行了一次测量。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一种超距的作用。爱因斯坦发现，对远离粒子中的每一个粒子作表观独立的测量，所给出的结果竟同谋合作得是如此充分，真叫人无法接受这种关于同谋粒子的想法。他将它嘲讽为“幽灵式的超距作用”。他要求客观实在定域在每一个粒子上，但是按照量子理论，这种作用却似乎俨然存在。
事实上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思想实验。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有两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光速的不变性和客观实在性。光速的不变性就是说光速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什么比光子运动得更快；而客观实在性则意味着外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就在“那里”存在着。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观点及其典型的唯物论思想，也是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们所持有的观点，因为它毕竟和我们所观察到的经典世界是相符的。然而量子理论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此的离经叛道以至于经典物理学家们对它是又爱又恨。可惜的是在当时实验仪器还无法对这一争论作出判别，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有了进展。
1965年，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约翰·贝尔研究了二粒子量子体系并证明了一个强有力的数学定理。简单地说就是——假设爱因斯坦基本上正确，量子行为真的是底层的混沌经典作用力的产物；又按照相对论原则，假设超光速信号是禁止的。那就可以说：第一个假设通常就是指“实在性”，因为它断言量子物体在任何时候以及在确定的意义上确实具有所有动力学属性；第二个假设称为“定域性”假设，或有时称为“可分性”假设。因为当物体在空间分离（即不在同一地方）时，它禁止它们之间有即时的物理影响相互作用。
在“定域实在性”的双重假设下，进一步假设逻辑推理的常规原则不是建立在量子不确定性基石上的，贝尔对于二粒子同时被测量时其结果的可能关联程度建立了一个严格限制。作为定量的数学描述，贝尔得出了一个不等式，即如果爱因斯坦正确，那么不等式成立！可是按照波尔的观点，量子力学预言：在某些环境中，合作的程度会超过贝尔的极限，即量子力学的常规观点要求在分离系统之间合作（或共谋）的程度超过任何“定域实在性”理论中的逻辑许可程度。这样，贝尔定理开辟了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作出直接检验的通途，可以在爱因斯坦的关于定域实在世界的思想与波尔的关于充满亚原子共谋性的某种幽灵式世界的概念之间作出判决。
为了检验贝尔不等式，前后做了不少实验来判别，最后结果表明，前后11个实验只有2个证明不等式成立，其余9个则符合量子力学的预言——不成立，而且即使是那两个实验也是在早期实验仪器不够精确的情况下做的。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量子力学的胜利。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实验出现在1982年，由法国人阿莱恩·阿斯派克特（AlainAspect）完成了一个最能直接作出判决的钙原子实验。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爱因斯坦的“定域实在性”假设二者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量子力学问世以前，大多数西方科学家（当然也包括马克思，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科学家）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就是说，它是由物体（如桌子、椅子、行星、原子）组成的。这些物体就“在那里存在着”，不管我们观察它们与否。按照这种哲学，宇宙就是这种独立存在的物体的集合，它们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事物的整体。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对物体所做的任何观察，都涉及到某种跟它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种干扰。然而这种干扰被看成只不过是对于已是一种具体的和非常确定的存在的事物进行的一种偶然的微扰。实际上对于测量某事物所产生的干扰，原则上可以被弄得任意小，而且在任何情况中都能计及其完全细节，以至测量之后，我们可以准确地推导出被观察的物体所发生的一切。如果这是事物的真实状态，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说，在我们对物体的观察之前和以后，物体实际具有一组完全的动力学属性（如位置、动量和能量）。于是原子和电子只不过是一些“小东西”，它们与“大东西”的差别仅在于尺度的不同，在别的方面，其实在性地位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这个关于世界的图象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它是最容易符合我们对于自然常识的理解的图象。爱因斯坦称它为?客观实在”，因为外部事物的实在性地位并不依赖于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观察。同样马克思也因此而发展出了至今还在影响大多数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关于实在的常识观念，波尔运用哥本哈根解释的哲学向它提出了挑战。
关于这个实验结果的解释，目前有几种主要的流派，对于哥本哈根学派的拥护者来说，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只需放弃“定域实在性”假设中的“实在性”，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问题，同时它所带来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观点即是有关精神与意识的本性，以及它们与物质的关系等该如何认识，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哲学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可以说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终于在这一领域开辟了为哲学观点提供实验性判据的新天地。另一个主要流派则主张放弃“定域性”假设，主张存在超光速的即时作用，并发展出一套隐变量的理论。然而放弃定域性的假设将带来一些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将立即面临崩溃的危险，因为全部相对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的。此外，一个更恼人的结论是信号有能力返回到过去，这会给形形色色的因果佯谬开辟通途。还有一个流派则异想天开地发明一个多宇宙解释，即每做一次观察，宇宙就分裂为两个，每个各自执行一种结果。当然这种理论也没有多少人赞同。
当我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在我思想深处的震撼可以说是无法言喻的。最终我还是决定抛弃，并且是彻底地抛弃了唯物论。但我也无法接受唯心论，无论如何我不想把自己的灵魂卖给虚无缥缈的上帝。可是出路在哪里呢？
向宗教里面寻找吗？那时我对宗教的真正了解还不多，并且由于易经和中医思想的影响，我对道家的学说还相信得多一些，可是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实在很难懂，难道我对这个世界仅仅只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或者只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吗？
1994年5月，当我在广州出差时在麓景路的一家小书店里，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介绍佛教的书，顺手买了下来。没料到，这本书竟成了影响我一生的第三本书。
影响我一生并直接导致我信仰佛教的，是陈兵写的《生与死——佛教轮回说》。
看了这本书，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佛教的误解竟是如此之深。在此之前，可以说我对佛教的全部认识都是来自于小说电影里的描述和游览寺庙的一点浅薄知见，总以为只有那些情场失意看破了红尘的人才会出家，信佛的人只是些逃避社会的悲观者。甚至在大学时代我固执地认为世界上各个宗教都差不多，既然差不多那么我更应该信中国的道教而不是外来的佛教。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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