慑于武力威胁，“红衫军”终于在军方大规模动武之前选择了投降，领头的集体自首，跟从的遣散回乡，大有树倒猢狲散的悲凉。面对这么平静的局面，总理阿披实此前的踌躇，倒显得似乎没那么必要。
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真实生态，显然并不完全以表面的现象可以判断，被武力强行压制的诉求乃至仇恨，会以什么样的形态继续存在，对于泰国政府和社会，都会是隐蔽的威胁。
就两年多以来的这一轮“黄”、“红”对决来看，非制度化的解决之道，已经成为泰国政治运作中的常态。而走马灯似的更换总理和随之被拖入荆棘的泰国经济，都是这种非制度化政治生态的后果。
至少在公开的信息层面，从2006年时任总理的他信被政变赶走，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运行，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而即使在他信被政变赶走的情况下，如果严格遵守民主制度“多数决”的规则，“红衫军”依仗人多势众，也大可在选举制度的游戏规则内，依靠选票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没有必要步“黄衫军”的后尘而走上街头。但接连两位“亲他信”的民选总理沙马和颂猜，虽然是以民主制度的名义被罢黜，但“黄衫军”的街头运动，与颇显牵强的罢黜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很容易让“红衫军”及支持者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一连串的罢黜，已经事实上宣布了游戏规则的更改。感觉被政治游戏开除出局的“红衫军”，也不得不走上了街头。
从“红衫军”的最初诉求分析，呼吁解散国会、要求提前大选，其实还是有试图在制度规则内解决问题的愿望。至于这样的诉求为什么不能被其对手所接受，当然也不难理解。如果提前举行的大选，选出的还是一个“沙马”或“颂猜”，“黄衫军”还有足够的勇气和道义基础，上街发动一场“软政变”吗？问题在于，政府动用军队强行驱散“红衫军”之后，来自“红衫军”的现实威胁固然已经解除，但底层草根与城市中产阶级，及军队、司法共同组成的政治联盟之间的对立，却彻底公开化，而且也彻底脱离了制度内寻求解决的轨道。
笔者对泰国问题并不内行，对泰国局势的内幕，更没有多少公开消息之外的了解。但即使是旁观者，也可以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上述简单的逻辑判断。而当一半以上的民众认为，他们的合理诉求不能在国家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的时候，便免不了尝试非制度化的解决之道，而当这种尝试也受到制度的压制时，这些人对制度的耐心和信任，自然也就岌岌可危。
阿披实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厉害，于是在武力驱散“红衫军”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宣布不会追究“红衫军”的法律责任，并承诺将实施先前提出的政治和解路线图，并强调实施路线图需要“全体泰国人民”参与。此时释放带有明显和解意图的信号，并特别把“全体泰国人民”纳入到未来的政治进程，自然是希望尽快弥补由于街头抗争和武力驱散造成的社会对立，试图重新把各方拉回到民主制度的轨道。
但民主制度是一个设计精巧又十分脆弱的制度。以一人一票的简单多数，决定一国政权的归属，除了需要各种力量的微妙平衡之外，全体公民对制度的信任和信仰，也是这一制度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而和许多其他基于信任和信仰的事物一样，败坏它只需一个恶劣的事例，重建它却是无比艰难。试想，当“红衫军”认为自己屡次被游戏规则所戏弄的时候，邀请他们重新加入游戏，并试图说服他们重建对公平规则的信心，该是一件多么艰难以至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利益当前，自然很难要求当事方牺牲自己的当下利益，以维护制度的权威和公正。只有旁观者，才可能基于相对超脱的立场从旁看出，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运动，对各方的长远利益都是巨大的伤害。任何国家，一旦从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制度化博弈，倒退到“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传统政治搏斗，这个国家将再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