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里弄的前世今生，如何与城市诞生、发展的记忆紧密相联？正在从上海地图上悄然消失的里弄街区，其价值仅仅存在于“过去”和“乡愁”之中吗？当拆除与保护的声音互不让步，城市中的里弄当何去何从？
2015年3月7日晚，外滩美术馆二楼座无虚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李彦伯在讲座《失忆的城市：关于上海、里弄的非典型阅读》上分享他的见解。李彦伯认为，里弄住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风貌，也造就了上海人的市民特征。
李彦伯在3月7日的讲座现场。讲台背景是洛杉矶黑人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德创作的绘画《坠落的马》，远看仿佛一张摊开的上海地图，勾勒出城市的河流、边界和街区轮廓——该作品的创作灵感即源自作者造访上海的见闻与感触。
里弄：因时而生的住宅类型
上海里弄住宅的出现与发展，是与租界的演变、人口的迁移同步进行的，其前身便是伴随19世纪50、60年代的难民潮修建起来的木板房屋。
自上海1843年开埠到1850年底，租界渐渐成为由外国人管理、但主要居民为中国人的特殊地区。而随后的小刀会起义（1853年）、太平天国攻打上海县城（1860年-1862年）等事件都客观上推动了大批华人涌入租界。1853年-1855年，上海租界的华人由500人增至2万人以上，186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至9万多人，等到太平天国偃旗息鼓之时，已有超过11万中国人搬进了外国租界。
《上海县城及英法租界图》（约1856-1858年，局部）
大量涌入的人口带来了商机。英国商人相继在今广东路、福州路、河南路一带建造大批成本低廉的木板房屋，出租牟利。1854年7月签署的新《土地章程》更在制度上保证了华洋杂处的合法化，房地产开发式的建造一发不可收拾。1860年，在英、美租界内已有以“里”为名的住宅约8740幢。正是在这一时期，低层高密度的木板里弄房屋急剧发展，其整体排列搬用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形式，成为上海里弄式街坊的雏形。
然而由于租界内部对房屋建造、交通、卫生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规范，木房屋因其在卫生、安全等方面难以达标而逐渐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成排以砖、木和水泥为材料的住宅，中间留有通道——这便是早期的石库门里弄。
据资料记载，最早的里弄民居是1872年建造于北京东路的兴仁里，早期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则主要修建在黄浦江以西、西藏路以东、苏州河以南、上海县城以北区域。
境内英租界里弄图（1876年）
城市记忆：里弄住宅的变迁史
租界扩张之处，就是里弄生长的地方。早期里弄的边界是拼图式的，反映了一种自由市场的痕迹。
1907年上海租界规划略图
与租界一墙之隔的上海老县城，受到租界的影响，逐渐出现了石库门里弄。在清政府日渐式微、租界迅速繁荣的双重背景下，里弄住宅在城墙两侧的建设预示着上海城市新格局的到来。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1913年城墙被拆除，建成民国路。1914年又建成中华路形成环城马路，沟通城厢内外。在马路两旁及内外空地上建造了一些后期石库门里弄，但数量不多，比较分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式里弄住宅开始扩展至原县城范围内，在城市中心地区周围的静安、卢湾、虹口等地兴起。
1912年上海地图：道路、里弄都在伸展铺开。
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上海的里弄住宅已经遍布了市区大部分地区。它的范围是：北起虹口公园、曹家渡；西经万航渡路、华山路；南沿肇嘉浜路和陆家浜路；东经黄浦江边。城市的界限被重新限定，里弄街区构成了城市最主要的地理特征。
1936年南京路鸟瞰城市面貌，里弄构成城市基底。
里弄的变迁不仅体现在数量和范围上，还体现在建筑型制上。“分割石库门”、“二房东”都是随着里弄生活方式改变、居住需求升级、人口激增、家庭结构变化等产生的现象。
早期石库门如兴仁里，占地约20亩，整里都是三间两厢房二层楼石库门房屋，体现了上海早期住宅建筑的风格。当时城镇中土地价廉，房屋可以建成一进一进的平房建筑，但进入租界后要把生荒的土地开发为可建筑的用地，需投入一定资金，不再可能与城镇一样把房屋平面铺展。最好的办法是把一进一进的平房叠加为二层或三层的楼房民居，并按传统方式接连建造，左右前后有小巷沟通，既节约了土地又遵循了习惯，就形成了城市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民居的总体布局。
早期石库门：兴仁里平面图
然而更加高涨的地价、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都要求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率，主要的趋势是单元规模变小、以单开间为主。而在单元内部，常在附屋上部增加一层或二层，用作小卧室，俗称“亭子间”。亭子间屋顶为钢筋混凝土顶板，周围砌筑栏杆墙，作为晒台使用。
1920年以后十年间，新式里弄住宅在后期石库门里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种住宅注重于环境幽静，卫生设备齐全，居住面积的布局紧凑。单元规模上有细分，主要有单开间、间半式与双开间几类，这样能更好适应不同人口家庭的使用。每个单元都有卫生设备、取暖设备，一些新式里弄考虑到使用汽车的需求，除在居住单元内设置汽车间外，弄堂宽度也随之加大，方便汽车进出。
建于1929年的静安别墅，是新式里弄中较有代表性的建筑。
城市需要里弄吗？如何“保护”里弄？
1947年，上海约有3840条弄堂。53年后的2000年，弄堂数量减少了30%左右，约为2560条。而它下一次减少30%，只用了13年时间——2013年，上海弄堂数量约为1490条。
这是今天显而易见的场景——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里弄街区正在日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高层住宅。
城市需要里弄吗？李彦伯从城市功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里弄与当下的城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对于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而言甚至是保障性住房，对于上海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拆房赶人的结果，可能把这些人推到城市边缘，增加个人与城市的成本；也可能迫使这些人离开上海，如果这成为集体的选择，就会动摇城市的服务根基。
老一辈上海人对生活区内的“弄堂工厂”、“弄堂学堂”、“弄堂商店”非常熟悉，事实上里弄是具备独立运转能力的城市功能综合体。在设计、建造伊始，里弄并无配套设施的考虑，只是在市场的调节下，随着居民的迁入，附近有小商店应运而生。商业功能从沿街店铺开始，逐渐渗入街区内部，许多商号、娱乐服务场所、报社、会馆都曾以“里”为地址，还出现了一些家庭旅馆、私人诊所等。
弄堂商店
李彦伯认为，里弄是今天仍然活在城市中的历史遗存。单方面强调年代和文化价值，可能遮蔽了它作为生活空间的本色，本末倒置。
卢湾区56号街坊，南邻衡山路-复兴路风貌保护区，2004年《新新里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拆旧建新，一年之后成为“田子坊”。
当前的里弄保护有什么问题？李彦伯认为，少数弄堂以“标本”的形式被保存，或以“输血”的方式进行保护，这样狭义的“保护”带来的是狭隘的效果。“‘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发展’的反义词出现的，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保护的是标本还是社会？发展的是经济还是社会？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李彦伯说，“如果将来要实现土地零增长，就意味着从城市扩张的增长方式中断奶、从增量经济转向存量经济，那么里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大都在城市的心脏地带。重建可能是一种选择，但更多的时候或许需要功能重整、效益升级、梳理业态、人口疏导。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活的里弄街区’，里弄能够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共同体协调发展。”
参考资料：
李彦伯，《城市历史街区的现代性——上海里弄住宅的发展及其镜鉴》，《住宅科技》，2013年12月20日
沈华，《上海里弄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
高潮，《上海里弄住宅沿革》，吴汉民主编，蒋澄澜，周骏羽，陶人观等副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9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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