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到嘉兴海盐县打工的马某夫妇的2岁儿子，因为阑尾炎手术导致伤口感染和内脏发炎。他们花了数万元医疗费，几乎倾家荡产，但儿子的病情还是不见好转。为了让孩子早点摆脱痛苦，同时受到迷信的影响，他们将儿子扔进了大海，致其溺亡。尸体被发现之后，警方根据那个手术的伤口，顺藤摸瓜迅速侦破此案，两人现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诉。（《现代金报》11月12日）
从刑法上说，毫无疑问，马某夫妇犯了杀人罪，因为他们非法剥夺了儿子的生命。当然，他们完全可以规避掉杀人的罪名，只要不给儿子治疗，听任其死亡。不过，那意味着他们要眼睁睁看着襁褓中的儿子，在一步步加重的痛苦中走向死亡。其间，父母与孩子的煎熬，外人难以想象。于是，残忍的杀婴似乎成了中国式的“安乐死”。外国安乐死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有权利“选择”尊严地死去，但我觉得不少中国孩子还没有尊严地活过，他们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是“被选择”在那么一个家庭，“被选择”患上医疗费用惊人的疾病，“被选择”了“安乐死”。外国的安乐死是受制于人类的医疗技术，这里的“安乐死”受制于贫穷。从刑法上说，剥夺孩子生命的是他们，但事实上凶手是贫穷和公共救济制度的缺位。
如果说此案还有迷信因素以及医患沟通问题，那么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案例：东方卫视的《回头释案》10月26日报道的“活埋亲子”案。今年5月，黑龙江海林市农民李永俊刚出生的儿子患有重度缺氧缺血性脑病。医生建议送孩子去北京的大医院，或许还有希望，但经济拮据的李家无奈之下把孩子带回了家。由于没有胃管等辅助工具，孩子一直都无法正常进食，一天比一天消瘦，直到李某彻底绝望，最终将儿子裹在襁褓当中，活埋在山里。李的罪名同样是故意杀人。
美国老电影《愤怒的葡萄》里有这样的情节：上世纪大萧条时期，一群迁徙的贫民中有人病饿而死，同伴将死者埋葬，不忘在死者身上留下字条：此人不是死于谋杀。“政府对死人的关心，超过了活人。”剧中人评论道。公权应该更关心活人还是死人？问题的答案很明确。但是在现实的社会运行机制中，一个孩子因为无钱治疗而走向死亡，很难启动公权的救济机制，他们或死于母亲绝望的怀抱，或者死于简陋的小床，死得轻如鸿毛，无声无息；但如果这个生命被无奈地“提前”终结了，国家将启动成本巨大的司法程序，案件的侦破，以及起诉、审判、服刑等的司法成本，很可能高于婴儿的治疗费用。这样的社会机制不应该反思吗？
今年2月，因无钱医治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河北人李贵树夫妇决定放弃治疗返乡，就像黑龙江的李氏夫妇、浙江的马氏夫妇那样，但他们最终避免了等待儿子死亡或者提前结束孩子痛苦的悲剧，因为就在天津火车站，他们偶遇了温家宝总理，得到了帮助。这说明只要对公共资源做合理的调配，很多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
沈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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