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教授、法官这样身居社会高层的上访者和沾点上访边的旁观者都躲不开拳脚、“被精神病患者”，试想，那些地地道道的上访农夫（妇）们，又如何摆脱挨揍的可能。
所以，我们权把那位被冤打的厅官夫人当作一位进城告状的农妇。她的遭遇值得世人深刻同情。
据媒体报道，6月23日，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领导的58岁的妻子。被打了16分钟的这位厅官夫人至今还在住院。一名湖北省政法委人士也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陈玉莲可能被误作信访对象了。
事情有些难堪。负责维稳的领导亲属被误作影响稳定的上访者，并遭受非人道的殴打，有点像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此事曝光后骤然引发广泛关注，一点都不奇怪。舆论反复咀嚼的是，假如被打者真的就是一个信访对象，随后的一系列反应还会如此雷人吗——
当得知手下的干员误打了上级领导的妻子，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政法委、武昌公安分局等领导赶到医院看望陈玉莲，并当面道歉。武昌公安分局一名领导还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我们不用评论这句话的荒谬！在场病友以及网友们早已指出它的恶性：“若是一般群众你们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打？”
据湖北省政法委有关人士透露，这6名警察，目前“下岗、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应急反应实在够及时的。以前多有媒体曝光执法者对上访者施以暴力或押送精神病院，也没见哪个责任人立刻就被追究问责的。看来，错打本身不是个问题，打错了对象才是关键。
这还不是这件事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
从照片看，被打的厅官夫人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样子，身上留下很重的伤痕。可见不是一般的拳脚。如果没有身份的附着，被打者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弱者。以六个身强力壮的便衣警察对付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妇，有必要下这么大的气力吗？这是我们不得其解的地方。唯一可以臆测的理由，要么是这位长相与农妇近似的夫人不表明身份硬要闯进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要么是她出言不逊惹得这帮警察兄弟不得不出手解解气。
即便是这样，殴打就算站得住脚吗？
以强凌弱，恃强凌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被社会文明认可的事情。身体的强，数量的强，是公序上的不平等，还不是最残酷的，利用公权力的强，仗着公器的优势，对弱势的个体施以拳脚，则是制度上的缺陷，法治的大不敬。这一点，反映在频频出现的上访悲剧上，更是有警世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很多弱势人群中，上访者一直以来都是地位最为卑微、保护最为稀少、处境最为艰涩的特殊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既定的程序规则，用一种非秩序的民意表达来触碰权威。当然，他们当中不乏缠访成瘾的一批“职业上访者”，他们的行为不仅使自己的不合理诉求触犯公共道德底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稳定，但更不可否认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上访者，是在穷尽司法救济和政策救济之后，迷信权力救济这一灵丹妙药，真正的权利受损者。他们的诉求是真实的，可怜的，孤立无援的，很多时候也是合理的。由于息访机制的局限，他们除了一级一级向更高的权力机关寻访外，别无他途。上述两类人虽然来源不一致，但表现出来的弱势却是一致的。因此，无论怎样盼望实现自己的意愿，多数时候他们不得不受强势力量的推诿、堵击、打压、羞辱。至于遭受暴力，虽然只是在极端情况下的生态，但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乐观。厅官夫人被打住院；老支书上访被打致死；北大教授上访也遭殴打；网友拍上访照片，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诸如此类，连教授、法官这样身居社会高层的上访者和沾点上访边的旁观者都躲不开拳脚、“被精神病患者”，试想，那些地地道道的上访农夫（妇）们，又如何摆脱挨揍的可能。
所以，我们权把那位被冤打的厅官夫人当作一位进城告状的农妇。她的遭遇值得世人深刻同情。
我们在法治进程中一直强调执法要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被执法者的基本权利，更加恪守执法者的权力边界，为什么一到具体事情上就失去分寸呢？原因可能就在于一些执法者总是以为目标高尚，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施行暴力也不背离权力伦理——这恰恰步入危险的误区。权利的本质就是个人存在正当、不受侵犯的边界，肆意越界的权力是一种“罪恶”，迷信暴力的权力也是一种“罪恶”。特别是当这样的扭曲权力针对一个社会中最弱小的对象，粗暴张扬淫威的时候。
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弱者有其护。如果这次厅官夫人被误打事件能够呼唤起“善待上访者”的社会良知，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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