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
最近不断有几家中国的教育概念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加上此前已上市的，已达两位数。看到这幅图景，一个对中国实际情况毫无感受的美国投资者或许会感慨于中国对教育如此重视。
但中国的教育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我们从官员学历这个侧面来分析看看。本文统计样本——官员是指在党政第一线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且有学历情况公开信息的，学历采取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国民教育系列的高等教育学历界定，研究生包含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单独提及研究生时系指非在职研究生。官员学历情况见表一：
如果以上600多名样本数有一定代表性的话，构成目前官员核心和中坚的有半数以上第一学历为本科以下。当然，学历和官员成长并无特定关系，但比较有趣的是，又有半数以上者最高学历为在职研究生，这么说学历和官员成长或许还有点关系。时至今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所谓“新三届”）年龄最小的接近50岁，最大的已60岁开外，这正是中国副部级和正部级官员的主要分布年龄，但和“新三届”在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相比，在官员分布上并不支持这点，总计629名正副部级样本中，有57%的第一学历为本科以下。
在正常情形下“当官”和学历无必然联系，古今中外有不少无学历“当官”很成功的例子。统计显示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半数以上官员最高学历为在职研究生，而研究生仅十分之一略多。为深入了解，我们设置了攻读者的第一学历、攻读时学校和工作地是否在同一城市、开始攻读的年龄是否在40岁以上等指标对最高学历为在职研究生的官员情况进行细分类，见表二：
表中显示，中央样本的第一学历起点、开始攻读年龄都优于地方样本，这或许是“京官”的特点之一？至于攻读时不同城的比例远低于地方样本则说明北京集中了更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其实和中国从政的“德才兼备”“斗智斗勇”相比，读书实在容易许多，以中国官员的智力，只要其集中精力，攻读研究生学位确属易事。但从合计信息看，这近400名官员中有60%以上是在第一学历本科学历以下、不在同一城市、40岁后（正是官员的黄金阶段）的状态下攻读在职研究生的。这对攻读者和授予学位的机构都是一种挑战，从理论上说投入产出是得不偿失，所为何来？
其之所以成为一种集体趋势原因或许有三：一是中国漫长深厚的“科举传统”，似乎不整个“两榜出身”在“官场”就不好意思见人；二是官员遴选考核标准似有偏差，“知识化”不好考量，最后只好庸俗地演化成可计量的“学历化”，其实绝大多数官员的工作本科学历完全足够，逾常要求有蛇足之嫌；三是和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有关，据报道中国硕士研究生年招生人数从1982年到2009年增长了约35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博士工厂”之称。据教育部2009年12月的统计资料，中国在校研究生有1283046人，其中在职人员攻读的有393816人，约占31%。某种程度上中国官员学历的“大跃进”和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大跃进”互为表里，前者产生了需求，后者提供了供给，各取所需，有点像企业报表中资产和负债同步无效地扩大，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泡沫”。
μ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