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武汉史上最大规模拆违建”过程中，被殴打的村民龚泽林开车冲向人员密集的执法现场，造成11人受伤，其中重伤3人、轻伤8人。
这一不幸事件中，被撞伤的11名城管人员、村民龚泽林都是受害者。然而，这一事件不能止于行凶者被“严惩”，还应该追查、挖掘隐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龚泽林车撞城管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晓娜 范 涛
发自湖北武汉
“11·16”悲剧发生时，距离龚泽林再婚的婚期只有一个半月。
没有接到拆迁通知，房屋突遭执法人员强拆。顷刻之间，龚泽林用妻子出车祸的赔偿款和借款盖起的7间4层房屋就化为乌有，这一切让他和他的家人都无法接受。
11月16日下午3点，36岁的龚泽林驾车冲向正在拆迁的城管队伍。在可见的公开报道中如此描述：“当场撞倒多人，其中重伤3人、轻伤8人。” 目前，龚泽林已被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拘。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武汉史上最大规模拆违建”中，有500家2000余人共计9.76万平方米的房屋被拆。
车撞城管的悲剧震撼了许多人的神经。新京报评论称：伤人者要受法律制裁，但总是迷信千人拆违、两千人拆违，只能不断发生悲剧。那样的话，受惩处的可能是一个伤人者龚泽林；而受伤害的，则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村民房子也被拆
在武汉市黄陂区后湖大咀村（大咀村是后湖村的一个自然村），“11·16”强拆后，找到龚泽林父母的家并不难。
67岁的龚五明是龚泽林的父亲，2010年12月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身子深深地埋在自家破旧的沙发里，不停地唉声叹气。
最近的这几年，这一家人可谓命运多舛。
2006年，龚泽林的前妻车祸丧生，继而在2010年10月10日，其弟弟龚华东因病医治无效离世；11月16日，正在筹备婚礼的龚泽林又面临牢狱之灾。
巨大的打击使龚泽林的母亲高血压、冠心病等旧病复发住进了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人民医院，至今仍输着氧气。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村委会，为她请了一个护理，治疗和其他费用也都由他们出。
龚泽林家祖孙四代在大咀村生活，解放前，还很小的龚五明就随着自己的父亲逃荒到了黄陂区后湖村，一直居住至今。
龚泽林被拆房屋建于2007年，几乎倾注了这一家人的心血。建房款来源于龚泽林前妻出车祸的抚恤金和抵押房子的贷款。今年，房子已经快装修好，准备作为龚泽林元旦结婚时的新房。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村民的龚泽林，其房子也会被强拆。
“拆错了。”龚五明认为，“按理，龚泽林的房屋不在拆迁之列。”
2010年11月18日，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就给后湖村村民发了安民告示，这封《致后湖村村民一封信》告诉村民们：本村村民的房子不动，先拆外围，希望村民们不要跟着起哄、闹事；拆迁的房屋都打×；该拆迁的房子提前三天通知搬家。
“龚泽林是本村村民，他的房子没打×，也没人通知我们搬家。”龚泽林的家人证实。
但后来盘龙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主任王冠向记者解释：打×只是在拆和不拆的分界线有，每幢房子都有编号，事先他们经过仔细调查，不存在拆错的情况。
暴力执法的尴尬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距离武汉天河机场仅10公里，它附近即是定位于“中国最好、中部最大”的国家一级专业批发市场：汉口北批发第一城，为黄陂区现代经济发展核心板块，地理位置优越，极具商业开发价值。
后湖大咀村就位于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原本这里是一块湿地，属于野湖。近年来，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扩张，这块土地急剧升值。同时有许多外来户在这里买地建房，一些村干部也加入到转让宅基地的行列。
对于拆迁的原因，有外来拆迁户告诉记者：“拆了搞开发。”他们听说这块土地最初卖给了北京某大型房地产公司，后来因拆迁出事泡汤了。但这一说法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
2010年11月16日上午，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2000余人的执法队，拆除黄陂后湖村违建房，违建房的主人多为外来户。
公开报道中拆迁队伍人数为2000人，一些老百姓说有不到3000人。而龚五明根据一个细节认为当天人数可能达到3500人，“他们订了3500盒盒饭。”龚五明说。
中午过后，城管开始拆龚泽林的房子，此刻，后湖村的干部赶紧说：“这是村民的房子，不要动。”但未能阻止拆房。
多位现场的村民向记者回忆说，见无法阻止执法人员拆龚泽林的房子，龚泽林已经近70岁高龄的父母情急之下向城管下跪，哀求不要拆他们的房子。两个白发老人下了一个小时的跪，其中龚泽林的母亲是拖着病体。有人上来拉扯他们，但他们仍跪地不起，于是七八个人把两个老人抬出来继续拆房。
刚从外面回来的龚泽林听到拆自己房子时，直接开车过去和执法人员理论。车开到执法人员围成的人墙前，龚泽林想下车步行进入，但遭到执法人员殴打，被穿制服的人拿着警棍、橡胶棍等打得流了血。龚泽林看到寡不敌众，就躲到车上与他们继续争论，结果30多万元钱的越野车也被砸。
龚五明说，龚泽林是躲到车上准备逃走时，才误伤了3人。这些执法人员在龚泽林撞人后，把他从车窗中拉出来，继续围殴，致使龚泽林当场昏厥。
2010年12月5日，龚泽林的姐姐龚艳群还拿出断成两截的橡胶棍告诉记者：“城管就是用这打的我弟弟，棍子都打断了，人差点没打死！”
对于撞伤11名城管，龚泽林的家人坚称“没有的事，就撞伤了3个人”。龚五明质疑：开车要轧得轧死一大排，怎么可能仅仅是撞伤11人？再说真正轧伤的和打伤的有区别。”
打龚泽林的时候，其中派出所的一个干警冲出来抱住了龚泽林，他大叫着：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结果想要保护龚泽林的干警也被城管打伤了。龚五明说：“这是城管打伤的，不是被龚泽林开车撞伤的。”
对于龚泽林房子是否属于违法建筑，颇具戏剧性的是，强拆后，后湖村委会为龚泽林一家出具了证明：证明龚泽林于2007年在自家自留地上兴建七间四层楼房一栋，房屋属个人财产。
村民眼中的龚泽林
“很随和，看见人就笑。”龚泽林的家中还留有一张他和前妻及两个孩子的合影，照片上，长方脸、留着平头的龚泽林面带微笑。
一位罗姓村民告诉记者：“龚泽林是被逼得没法了，倾家荡产搞的房子被拆，还能不急，他只有一拼。”
另一位住在该村的外来户说，龚泽林是个热心肠，她本人本来和龚泽林不是很熟，有一次下雨，龚泽林开车路过，看见她没带伞，就用车把她捎回了家。
然而，在网上，龚泽林被说成是“黑恶势力成员”，人送绰号“杆鱼”（一种掠食性鱼类，一旦受其追击就难有脱逃者）。
对此，龚五明反驳说：“说龚泽林是个大流氓，那是假的。我儿子为部队送沙、送石头、送钢筋水泥，辛苦赚钱，人很本分，村民都晓得，任何人可以到村里随便去打听。”龚五明写了一份《村民龚泽林以暴力抗暴拆经过》，欲向有关部门投诉，当地有二百多位村民在上面签字按手印为其证明。
与龚五明谈话期间，他接到老伴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龚五明迅速调整了下情绪，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告诉老伴：“你安心养病，家里有我呢，孩子们都很健康。”
龚泽林的未婚妻陈淑红在他出事后，挑起了照顾他一双儿女的重任。女孩15岁，男孩7岁。
外人议论说陈淑红可能会离开，龚泽林15岁的女儿龚思晴听到后曾私下对陈淑红说：“如果阿姨走了，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他们再走了，那我们就是孤儿了。”
陈淑红是经一建筑包工头介绍和龚泽林相识的，尽管刚刚谈了两个月，但她觉得龚泽林“性格开朗，人很实在，要不然我怎么能决定和他结婚呢？”
陈淑红到现在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她仍然相信龚泽林的为人，为此，她告诉两个孩子：“阿姨不走，阿姨要等你爸爸回来！”
“拆房子那天，我们还在装修。因为没有任何准备，家里的电脑、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家具、结婚穿的衣服、6000元钱购置的崭新厨房用品等都没有拿出来，直接损失达100多万元。”陈淑红说。
龚泽林房屋门前至今还摆着拆迁中被砸坏的热水器和空调。尽管房子已经被拆光，龚泽林的叔叔还是搭了一个简易的小窝棚守着这一堆“废墟”。
龚泽林的婶娘在得知记者来意后表示：“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房子你非赔不可，龚泽林犯了法不判是不可能的，但多判少判希望政府能考虑。”
对网上传龚泽林被打死的消息，其婶娘告诉记者：并不属实，龚泽林当时受伤被打晕，但没有死。
龚泽林律师称龚泽林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11月17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拘留，11月23日正式被逮捕，现关押在黄陂区看守所内。律师会见龚泽林后称，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还比较好。
会见时，因龚泽林说武汉黄陂当地的方言，有在场的警察充当律师的翻译。
对他当时的行为龚泽林这样向律师解释：当时被打，为了不再挨打，他才开车冲了出来，没想到就撞了人。
律师栗红也曾去过拆迁现场，她告诉记者：违建楼盖得规模这么大，政府和村委会也有过错，毕竟这楼不是一夜之间盖起来的。
栗红认为：“外来户的行为可能会有投机心理，但不管是拆迁还是拆违，如果政府真的是什么手续都没有，而用这样的方式行使公权力，其实也是一种违法。”
建房、“种房”之争
对于今后的打算，龚五明说：“没得办法，我一个老家伙，也不能东奔西跑为他讨说法。”
公开的数字显示：11月16日，这次“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建”共拆除房屋面积9.76万平方米。“拆迁只拆了20%，还有80%没拆。”龚五明告诉记者，“龚泽林的房子已经盖了三四年，我说一句话，恐怕有的人会不高兴，如果不是龚泽林的话，那80%都得拆。”
在后湖村，村民没有房产证很普遍。外来户杨慧介绍，她来建房子时曾问过村里的干部，得知后湖村村民的房子办房产证的最多不超过10家。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种房”一说。所谓“种房”有牟取暴利的意思。在当地有“种房子比种庄稼来钱快”的说法。
按照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的观点：大咀村已经形成了一个违法建房产业链，有职业违建户疯狂参与。比如本村村民卖地给外来户，外来户又充当掮客把地卖给别人建房，从中牟利。为了控制违建房政府早已有通知，2002年之后建房被冻结，不再让村民私自自建房屋。
尽管不排除有“种房”牟利现象的存在，但很多村民和外来户均表示建房子是为了住。
湖北大冶市的外来户张庆生说：“我在武汉打工多年，两个孩子年纪大了，他们不想再回老家，武汉的商品房我哪买得起，后来听朋友介绍在这建房子，就是为了住。”
在拆迁现场，记者看到，废墟中到处可见直径近2cm的粗钢筋、水泥混凝土、铁窗等货真价实的建筑材料，甚至还有没来得及卸下的窗帘，废墟中的砖看起来也是新的。“显然，这与突击建房即所谓的‘种房’牟利是有明显区别的，种房不可能用这么好的建筑材料。”一位人士向记者分析道
现在大多数外来建房者都承认违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建房子不是一两天就建出来的，村民卖地，甚至村里干部也卖地。建房时间最长的达4年，房子离村委会最近的有30米，为什么在违建之初就没有人管呢？
事实上，违建房在后湖比较普遍，在很多乡村都存在这种问题。像江岸区后湖乡三金潭村的村干部知道要拆迁时，投机“补”房扩大建筑面积，把电线杆都围在了“新”房内，捞取高额补偿。
该村村主任、村支书带头卖地，拆违时，老百姓不同意，村里组织的拆迁小分队就采取砸门窗、放火烧等强制措施。
外来户潘建梅介绍，2010年11月7日，她在屋子里守着，忽然村干部带来一帮人不由分说，进行围殴推打，强行将她房子拆掉。
控违办的苦衷
“11·16”事件的第二天，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对此作出批示：“抓紧救治伤员，依法严惩凶手，坚定不移拆违。”
对行凶者严惩的同时，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还应该追查、挖掘潜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黄陂区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控违、拆违，势在必行！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按现在如果拆迁10万平方米就要补偿10亿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不拆，补偿数字还会扩大，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非法卖地的人已经被抓了4个，还有几个在逃。
被拆迁户杨慧认为：“我们的房子都建了一到两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些执法部门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偏偏等到我们的房屋已经建好时才说我们是违建？”
在后湖村，村民自建房屋每平方米只有500元的成本，而一旦被征用为建设用地，价格就会迅速飙升，周边同样的商品房售价每平方米已达到3000元以上，中间的差价，有巨大的利益。
2010年12月6日，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控违办主任王冠向记者解释道：“这块土地政府是要重新规划，并没有售出，平时我们也去拆除违建，但外来户和当地的小混混拿着棒子不让我们进去。有一个城管大队长脑袋都被这些外来户和小混混打破了，车子玻璃也全部被砸碎。我们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无法执行拆违。”
拆迁前一周多，开发区管委会就向后湖被拆迁户下发了《违法通知书》和《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并粘贴在每一幢楼房的外墙上。“并不像网上炒的那样，实际是没有一家住人。管委会贴通知时，很多做的房子都没封顶，还在施工，这些外来户应该都看到了。”
“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是今年6月以后盖的，到现在，我们连房主的姓名都不知道，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报姓名。没办法，我们只能对房屋编号。”
对于11月16日的强拆是否存在拆错的问题，王冠很肯定：“并不存在拆错的情况，事先我们都通过了充分的调查，错是错不了的。”
龚泽林的婚期越来越近了，显然，仍在黄陂区看守所的他注定将与这个婚期擦肩而过。
我们的要求不高，只想争取一点补偿。房子已经拆了，但是应该和我们协商，把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建房时间长达一到三年，不是两三天就盖起来的。村委会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在我们建房的时候他们不管？
武汉违建户的诉求
□本报记者 张晓娜 发自北京
2010年11月29日下午1点30分，北京西站。走出站台的杨慧下意识地把衣服裹紧，北京要比武汉寒冷得多。
她是“武汉史上最大规模拆违建”中违建者之一。她认为，虽然违建被强拆，但也应得到一些补偿。她最终决定来北京反映这一诉求。
自建房梦想破灭
“想要自己建个房，自己住”一直是武汉下岗工人杨慧多年的梦想，但武汉昂贵的房价却让她这个梦成为幻象，一直停在空中。直到武汉市黄陂区后湖村进入杨慧的视线，这个幻象才开始照进现实。
后湖村是汉口北新城区的一块重要湿地，距离汉口仅30分钟的车程。近年来，后湖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和重点工程建设蓬勃发展，因此，土地价格飙涨。
但几年来，该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可以在村民转让的宅基地上建房。当地称此举为“种房”，所谓种房，有“种房子比种庄稼来得快”的意思，即突击建房以牟取巨额拆迁补偿。当然这里同样也有很多买不起商品房而建房自住者。
2010年7月，杨慧一家来到后湖大咀村，大咀村属于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辖。“我当时并没有看中，灰很大，没有下水管道，连厕所都没有,条件很差。”
但想到在武汉买不起房，再加上这里空气比较好，盖房子很便宜，杨慧还是动了心。
她当时问了很多村民，村民们说：在盘龙城，很多村子唯独大咀村可以做（武汉方言：建的意思）房子，其他的都不能做。
村民跟杨慧说：“大咀村上面有人，承建商让一部分人交了3000元的协调费（即控违费），说已经和上面有关部门打点好关系了。你看看人家都做起来了，上面都没有管。”
杨慧也问过其他村民：“你们都办证了没有？”回答是“无论老宅，新宅，我们都没有证。”
就连承建商都向她打保票说：“你放心，你们只管来，我负责给你们做起来，一个平方米450元，包工包料，做起来后集体给你们安装水电，甚至还可以把你们的户口都转来。”
这样的优惠条件对她这个无房者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
因为钱不多，杨慧就和自己的妹妹合伙建了两套三层房，两人各交了8万元。
与村民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与承建商签订建房协议，约定由其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住房自建项目，是来这里建房的外来户几乎必走的程序，且土地转让使用合同中，都有“经过村民委员会认可”的字样。
建房期间，杨慧常看到村里干部和承建商打成一片，他们有时还到工地上和建筑工人聊聊。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在这里不能建房。杨慧丈夫陈长林的亲戚朋友有一二十人闻讯，相继来到后湖村建房。
然而，强拆骤然降临。
2010年11月6日，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贴出拆迁通知，告知这些外来户在11月12日前，将房子自行拆除，否则将强行拆除。
接到通知后，外来户们都很害怕，他们到村委会询问，村委会没有给答复。反倒是有几个承建商说：这是城管想要得到好处，并不是要真心拆你们的房子。
11月15日中午，承建商通知这些外来户说：“16日早上要拆房，你们早点过来，只拆进村口的几家，不会拆你们的，你们只是去看热闹。”
此时，杨慧的房子已经封顶，外面粉刷完毕，眼见着再有20天就可以交房。
11月16日，两千多人的执法队伍用了10个小时，拆除违建房面积达9.76万平方米，杨慧和近500家、2000余人的房子都变成了一片废墟，房屋里的财物也没有来得及搬出来，他们房子的承建商也逃得不知去向。
拆迁后仅10天，湖北省政府就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其中有一条规定是：“程序不合法的，不允许强拆。”
杨慧说，村里有三分之二不合法的房子还没有强拆，没拆的可能会协商给些补偿，那我们这些已经强拆的，补偿找谁要呢？
针对拆迁过程中群众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现实，在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通知中要求对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到位、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定应急预案的一律不得强拆。
然而当被拆迁户拿着《紧急通知》去找有关部门时，有关部门以“你们是违建户，不在通知保护的范围内”回复被拆迁户。
拆迁时，外来户许金凤的房子里还保管有十多个柜台，她很不解：即使是违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里的东西也属于她的个人合法财产，也应该让她搬出来呀。
上访无果
11月29日下午3点半的北京街头，为了找一家便宜的旅馆，杨慧和小旅店业主讨价还价了两个小时，最后勉强接受了每晚30元住宿费的标准。
旅馆里条件简陋，除了床，还有一个破旧的暖风机发出刺眼的光芒，唯一顺眼点的是屋子里床单和被子看起来还算整洁。
11月30日上午8点整，杨慧准时到达国家信访局。这一天，她排了3个小时的队也没有领到登记表，“我前面还有20多人的时候，信访局下班了。今天周二就半天接访，工作人员告诉我明天再来。”杨慧有些失望。
在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著名拆迁专家王才亮律师告诉她，即使是违章建筑的拆迁也要走法律程序，要通知到每个人，并且要召开听证会。如果不这样做，被拆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当天晚上，杨慧仔细翻看了从律师事务所拿到的一本《违章建筑的界定与处理》的小册子，并在上面重要的部分，用圆珠笔一一标注。
12月1日早晨8点，她终于把情况反映到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虽然很同情我，但说建房没有各种证件，所以是违建，并给了一个回复：让回湖北省信访办。”
见到国家信访局的回复，杨慧叹了口气：“我已三次跑过湖北省信访办，没有用，都说我违建，我盖房的钱可能白花了。”
“想争取一点补偿”
对于手续不全，杨慧并不否认。但她认为是村委会和城管因为经济利益默认他们建房才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的房子在破土动工时，村干部、城管部门出面提醒、干预、教育我们，或者采取罚款、拆除等任何方式阻止我们建房，我们肯定不会继续下去。可如今房子已建成，才告诉我们这是违建房。9.76万平方米的一大片房子，他们难道没有看到吗？没有责任吗？”杨慧说起这些就很愤怒。
被拆迁户们甚至怀疑那块土地是有人征用，“如果说我们违建，我们很早就违建，之前都不管，是不是说那块土地无人征用就不算违建，有人征用就算违建呢？”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主任王冠对此解释为：“平时我们也去拆除违建，但外来户和当地的小混混拿着棒子不让我们进去，我们由于人手少，只有20多名工作人员无法执法，强拆效果甚微。”
对于有人征用的说法，王冠解释为：并没有人开发那块土地，只是政府部门要重新规划。
12月5日，记者在拆迁现场看到，被政府认定为违建的房子，离后湖村村委会仅有50米之遥。村委会大楼门前悬挂着纪检会、控违协调小组、城管会等单位的招牌。
“我们建房时间长达一到三年，又不是两三天就盖起来的。村委会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在我们建房的时候他们不管？”这是记者在当地听到被拆迁户说的最多的话。
杨慧反映，在他们房子的承建商得到即将拆迁的消息后，还让这些建房者交建房费，有建房者就上当交了钱，现在房子被拆后，这些承建商都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在今年11月16日的当地大规模拆迁中，被拆迁户多数是外来户，来自于湖北各地及外省。来自湖北大冶市农村的张庆生说，他一直在武汉市打工租房住，每月房租500多元，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不想再回大冶农村，但武汉昂贵的商品房根本就让他遥不可及，没办法，经熟人介绍才在大咀村建了房子。
他表示：“建房子的钱要么是我们的血汗钱，要么是借款贷款，来的都不容易。现在房子被拆，家没了，多年的积蓄没有了，没有一分钱的补偿，我们实在想不通。”
得到律师的说法，杨慧说，回到武汉后，还想继续反映。“我们的要求不高，只想争取一点补偿。房子已经拆了，但是应该和我们协商，把损失降到最低，毕竟七八万块钱，对于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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