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立死于一场斗殴。案发地点是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地北头镇地北头村村民委员会门口。
混战中，一柄匕首刺入苗东立的右肋。这天是2009年11月28日，距离苗东立大婚的日子，还剩七天。
血案20分钟后，苗东立的父亲苗永安赶到现场。50多岁的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苗东立仰面躺在村委会门口的一根电线杆下，地上洇开一滩殷红的血。
这场斗殴缘于袁海东、陈志东的竞选纠纷。当时，袁海东、陈志东是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的两名候选人。死者苗东立为陈志东的支持者；斗殴中的另一名死者韩颖则是为袁海东“站台助选”的。
2010年12月6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在遵化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袁海东、马卫东、陈志东、王磊、崔学东等22人被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罪名。庭审持续一天，因案情牵涉未成年人，法院未公开开庭，只有少数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属旁听了开庭。
庭审当天，法院外近百名特警警戒，气氛森严。而血案之后的地北头村，选举陷入停滞，村委会主任至今由政府临时任命的人代理。与选举纷争相伴的阴影，笼罩乡村。
选举血案
“往死里打，打死了算我的！”一片混乱中，袁海东大声吆喝。20多个来自远近乡里的年轻人，手持棒球棍、砍刀、匕首，趋步向前，团团围住苗东立。
这一天是2009年11月28日。12月6日，袁海东在庭审中承认，他亲自打电话召集这些人到场为自己助选示威，“壮壮胆子”。袁海东称，此前的11月17日19时许，他和陈志东曾经在路上相遇，遭对方持砖头砸伤左额部，经鉴定为轻伤。
当地一名村民回忆，当时的场面“可热闹了”。20分钟内，七八辆车陆续开进地北头村，扬起浓烈的灰尘。这些车辆五花八门，有宝马X6，有丰田越野车，也有夏利，甚至还有当地的红色出租车。
袁海东的妻子马卫东在法庭上承认，一开始，他们带着这些人，赶到几户村民家里“看了看”，索要选票。地北头村的3000多村民中，有投票权的将近2400人。此前的2009年11月24日，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的初选结束。一名知情人士称，袁海东的票数比另一名候选人陈志东“差了一大截”。
这天，临近上午10时，袁海东、马卫东夫妇带领20多人赶到村委会。这是一座外墙为红瓷砖的三层小楼，位于地北头镇镇中心，距离地北头镇镇政府不足100米。出村委会大门左拐，直行150米左右，便是地北头镇派出所。
当时，一楼的村委会办公室里，几名上届的村委会委员正在整理委托票。地北头村有将近200张委托票，在外打工的村民通过书面委托书，委托他人行使投票权。现场乱成一团。争抢中，袁海东一方的一个大个子跳上办公桌，一把夺过投票箱。此时，陈志东和他的支持者王磊等人正在隔壁喝茶、抽烟。
王磊在口供中承认，他听到打闹声，看到事情“不对头了”，立刻出门给苗东立打电话，“你赶紧过来！”
苗东立家所在的地北头镇狼山关村距离地北头村约有5公里左右。和王磊一样，苗东立是陈志东的支持者。11月24日，陈志东曾通过苗东立召集了30余人，在村委会门口，大张旗鼓地进行“助选示威”。
在当地，家境富庶的苗家颇有一些声望。作为狼山关村数一数二的“大佬”，苗永安经营着一家机械加工厂、三座矿山，在遵化城里还持有一家酒店的股份。生于1989年的苗东立，是苗永安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一直协助父亲做买卖。
平时村民之间发生纠纷，只要苗永安出面，递根烟，摆桌酒，说上几句“狠话”，一般就能摆平。苗东立显然继承了父亲的能耐，他擅长跟人打交道，每逢乡里发生纠纷、打斗，这个年轻人也热衷出面充当“和事佬”。
和往常一样，苗东立没有拒绝王磊的要求。他甚至大大咧咧地表示：“我能搞定。”袁海东一方的领头者王大力曾是苗永安的“小兄弟”。平时，他和一些小青年一起租住在县城的小旅馆，专门帮人出场造势、打架，一次能赚上几百块钱。
上午10时40分左右，苗东立独自开着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赶到现场。有人依稀记得，苗东立一下车，就冲着王大力喊道：“我爸是苗永安，我们谈谈！”
但是现场一片混乱，有人听到袁海东 “往死里打”的吆喝。双方打成一团，几分钟后，苗东立倒在血泊之中。袁海东一方的韩颖颈部、胸部等处被刺中多刀，导致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死亡。同时，王磊身受刀伤多处，造成脾、胰腺破裂，经鉴定为重伤。还有多人受轻伤。
竞选纷争
命运是如此急转直下。一年多来，苗永安一直懊悔，那天他没把儿子苗东立“带”在身边。他一直反对儿子介入地北头村的竞选纠纷。有一回，他甚至亲自开车，将赶往地北头村的苗东立“揪”了回来。
地北头村的竞选纠纷由来已久。2009年3月，地北头村原村委会主任王金瑞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收押。当时，村里的会计举报，王金瑞涉嫌贪污代课教师补助费3万余元。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和遵化市其他乡镇不同，地北头镇并不是铁矿、金矿的产地，它以水果罐头加工业闻名。据地北头镇镇政府的宣传资料称，该镇年产水果高达26085吨，是遵化市山楂、黄桃的生产基地，水果罐头远销俄罗斯、韩国等地。以地北头村为例，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可达到1万至2万元。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村委会主任的位置越来越变得炙手可热。尽管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但村委会延续了各级政府的通病——“一把手”权力很大，常常不受制约。若竞选成功，村委会主任可以通过控制村委会，掌控乡村土地征用、集体资产出售和租赁中的利益分配。同时，村民申请宅基地，五保户、困难户申请补助等，都需经过村委会主任的签字批准。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20多年来，王金瑞一直是地北头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近几年来，袁海东一直试图挑战“传统势力”，和王金瑞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但屡屡败北。
2009年10月22日，王金瑞因涉案被查而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袁海东开始着手竞选，他挨家挨户“做工作”，收集到800多名村民的签名，联名向地北头镇镇政府提出书面请愿，要求补选地北头村村委会主任。
一些村民并不放心这名候选人。一个村民表示，袁海东的妻子、两个女儿，甚至父母的户口都迁到了天津，“他当上了村主任，怎么会好好给我们办事儿呢？”
另一名候选人陈志东浮出水面。他和袁海东一样，以加工水果罐头发家、致富，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能干人”。
“金元+大棒”路线，是他们在村委会主任竞选中的惯常方式。据唐山市检察院起诉书称，2009年的竞选中，袁海东、陈志东都以拉拢、许诺、买票等方式为己方助选。“一张选票从100元，升到200元，最后甚至到了500元。”袁海东妻子马卫东在口供里说。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选举调研的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两个派系势均力敌，是村委会主任竞选中常见的情况。一旦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势力”，实力相当的两名候选人往往会出现恶性竞争，进而发展至贿选、上访、恶性斗殴等状况。
地北头镇镇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对镇政府下派各村维持选举秩序的工作人员来说，最头痛的就是选举作弊行为。
按照惯例，村委会选举均会设立固定投票箱，箱旁用布帘或者竹席围成秘密投票点。村民可以在选票上圈上心仪的候选人之后，再将选票投入箱内。另一种方式是流动投票箱，由3位至4位村委会委员主持，前往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中，方便其投票。
但是，秘密投票原则往往难以落实，那些贿选的候选人并非“冤大头”。唱票时，各大派系一般会派人站在监票人身边，盯住选票。按照约定，在贿选中收钱的村民需要在选票上做上相应的记号，有时在票角上涂抹一个小小的蓝墨水点，有时则画上蝌蚪大的阿拉伯数字。通过简单的算术和一些监控渠道，这些候选人往往可以掌握自己付出的金钱代价所收获的选票数量。
地北头村坊间传闻，在斗殴那天，袁海东在汽车后备箱里放了30万元人民币。
而村民们对“买票”的行为也习以为常。“给我钱，我干嘛不要！”一个村民笑笑说。一些村民为了不得罪人，甚至两边的钱都收，不过，投票时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填写选票，“等最后谁当上村长了，就把钱还给他！”
有村民这样解释给当选者退钱的原因：“人家当了‘官’，更不能得罪。”
金钱之外，“大棒政策”也常常被使用。闻名乡邻的地痞、小混混，常常在选举期间出面给候选人“站台助选”。在固定投票箱、流动投票箱旁，常出现这些人的身影。他们大声吆喝，甚至采取恐吓的方式：“赶紧投XX，不然有你好看的！”
难了之局
对苗家来说，喜事变成了丧事。
苗东立的婚事曾是当地人翘首的“大热闹”。苗永安曾对着乡亲宣布，苗东立的婚事要大办两场，一场在城里的酒店，一场在狼山关村的大院子里，每场都要摆上50桌。
在苗东立死后的第七天，他的未婚妻因悲伤过度，四个月的身孕流产。苗永安走上了“疯狂的复仇之路”。他跑到地北头镇派出所，提出质疑：“从派出所到现场，距离不足200米，可你们一个小时都不出警！”
一名当地的民警声称，每年村委会主任竞选期间，遵化市的乡村常会发生或大或小的斗殴事件，一个派出所往往只有十来名民警，无法有效地控制形势。
一年多的时间里，苗永安自行印发了上万张“通缉令”，张贴在市政府、公安局、刑警大队等政府机关门口，或者高速公路入口、汽车站等交通要塞。被“通缉”的是几名逃亡在外的涉案人员。苗永安声称，他悬赏3万至4万元，征集有价值的线索。
在那场斗殴之后，除袁海东、马卫东、陈志东等主犯被警方迅速控制，不少涉案人员匆匆逃脱。2010年8月7日，苗永安得到线报。他和遵化市公安局六名警察，赶到涉案人员屈保华所在的村庄。在村南一间废弃的选铁厂里，苗永安打着手电筒，亲手擒住了屈保华。
12月6日早晨6时左右，苗永安带领随行30余人在遵化市法院门口张开布告，要求袁海东、马卫东等人“杀人偿命”。苗家作为受害人，还专门委托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荔参与诉讼。
庭审一直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法庭外，唐山市派出60名特警，协助遵化市法院30余名法警，维护秩序。
这场选举斗殴致死案在当地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也不过只是掀开了当地乡村选举中矛盾重重的一角。
一位前来围观的村民表示，他对“买票”的行为早有耳闻。在遵化市一些盛产铁矿、金矿的乡村，一张选票甚至能卖上四位数的价格。当地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竞选者开着宝马X6，后备箱里是几麻袋钞票。他站在空场中央，村民则握着自己的选票，每当填完一张选票，竞选者便扔给村民几张“老人头”。更夸张的是，每年的选举季节，村委会附近的饭馆生意常常会变得特别好，一天能卖出几十箱啤酒，和几十条香烟。候选人往往会款待从十里八村过来“站台助选”的支持者。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选举调研的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在江苏、浙江一些曾经贿选泛滥的地区，“金钱+大棒”路线早已过气。候选人发明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比如向村民分发煤气票、香烟、食用油、汽油等物资，一不会让乡镇政府感觉“尴尬”，二则显示对村民的“公共关怀”。
地北头镇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表示，农村的贿选情况十分复杂，宗族势力、派系势力错综复杂。在一般情况下，镇政府难以将农村的贿选情况彻查到底。另外，贿选查证需要人证、物证，很难坐实。并且，如果贿选额度较小，一般只能批评、教育了事。
很多人将矛头指向政府的“不作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由乡级或者县级政府负责调查处理。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很多地方对村民选举中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是出自“维稳”考虑，担心触碰矛盾引发上访。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相对于村民自治中的选举，更为重要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缺乏竞争性，整个社会缺乏民主选举的历练和制度环境。
在地北头村选举血案发生当天，即2009年11月28日，地北头镇政府在一份名为《地北头镇关于补选地北头村委会主任工作的情况报告》中称，“鉴于事态严重，该村及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宣布推迟选举。在镇村两级的稳控下，目前该村村民情绪稳定，生活秩序平稳。”
截至目前，在镇政府的安排下，地北头村一直由原来的村委会副主任代行村委会主任职权。有村民并不看好这种“缺乏效力”的临时代理人制度，称“只是传达指示的传声筒”。
在地北头村，下一场选举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一切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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