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因不满中青报及李鸿文评论文章“歪曲”其言论，欲起诉并索赔10万元。就在网友“围观”和等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准备于本周起诉李鸿文律师之时，伍皓于12日晚在微博上忽然宣布放弃对李鸿文的起诉。（《华西都市报》12月13日）
伍皓放弃诉讼，据说是“最高领导让我以最大的宽容对待李鸿文对我的故意曲解”，但是，我更想要说的是，即便是没有“最高领导”的指示，伍皓最好还是将这口气忍下去为好。
因为，伍皓如果起诉的话，他的确没有多大的胜诉把握性。根据国际诽谤法通行的“公正评论”抗辨规则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诽谤案件中应当区分“事实”与“意见”，如果在评论文章中，没有歪曲事实或者引用的事实有可靠的新闻源，而且没有使用辱骂性的语言侮辱他人人格中，那么，发表的“意见”即便是片面、偏激的、夸张的，也不能视为诽谤。从李鸿文的文章来看，即便是没有准确理解伍皓的本意，也只能视为一种“意见”表达，在一个法治社会，“意见”表达应当受到尊重与容忍。所以，面对这种没有多大胜诉把握性的官司，放弃诉讼是明智的，还能体现自己作为官员的宽容，倘若“霸王硬上弓”要起诉的话，恐怕还落个压制言论自由的坏名声。
但是，伍皓放弃诉讼，并不意味着记者、评论员、媒体和普通公民的言论就毫无边界，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想说就说，即使是批评政府和官员同样如此。在诽谤诉讼中，有两条是言论的高压线，一是编造、捏造事实，故意传播虚假的消息，二是故意用辱骂等言论侮辱他人的人格。对于评论性文章来说，如果引用的事实失实并且这种事实并没有准确可靠的新闻源，或者有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论，则构成言论侵权，不能引用“公正评论”抗辨规则为自己的言论免责。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一个司法解释中，对批评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况构成侵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比如前不久，风起于微博的“金庸被去世”事件，如果当事人认真计较起来，编造、捏造“金庸去世”谣言的人肯定要负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那些对这则没有可靠新闻源，也没有认真核实而疯狂传播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特别是如果当事人或者其他人作出郑重声明后仍然继续传播的，更是难逃其咎;如果有人依据此事作出评论，假设这一事实已经为传统媒体报道，他们引用传统媒体报道作出评论，可以引用“公正评论”的规则为自己免责，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经过核实，直接引用网络上的消息作出自己评论的依据，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从国际诽谤法通行的规则来看，官员、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与普通公民保护标准并不相同，名誉权的保护程度呈阶梯状。通常来说，官员掌握公权力，其名誉权保护程序最低，其次是影视名星等享受大众关注而带来的利益，其名誉权保护程度只是高于官员，而对于普通公民的名誉权保护则最高。例如，对于失实的报道，官员通常要举证说明记者有“实在恶意”才能胜诉，而普通公民则无须这种举证，对于一些侮辱言论的认定，对官员与对普通公民的标准也不一样，官员需要容忍更激烈的批评。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最为弥足珍贵的权利，但是，言论并非没有边界，任何人都不能故意去捏造事实和辱骂他人。当然，作为官员来讲，需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批评与监督，而不是动辄起诉。
ㄓ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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