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之死反思：百姓为啥都不相信政府

这场死亡被当地政府定性为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事发时间为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45分左右。一辆满载填塘渣的工程车碾压过钱云会的身体上部，他死时左脸朝上斜对车轮，颈部、左胸腔处血肉模糊。

钱云会之死经由网络迅即传播。此后一周内，围绕死亡真相的争议，从普通网民到民间“意见领袖”均磅礴而来。人们普遍怀疑，这个因村庄被征地而上访多年的老村长，是死于一场“阴谋”。舆情汹涌之下，激愤的情绪遮蔽了对真相的理性追寻，而官方事件处置和危机应对失当，愈加凸显官民对立和政府公信力瓦解的尴尬。

死亡现场

从钱云会出事不到十分钟内，虹南大道聚集了寨桥村上百名村民。有人跪喊“天理良心，老天不长眼啊”

钱云会之死在寨桥村不亚于一场大地震。据当地警方通报，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47分左右，村民钱成宇撑伞路过村口的县级公路虹南大道，看到钱云会惨死在大卡车下，立刻跑到公路中间，高喊：“钱云会被车撞了！”

一名知情人士声称，当时，天正下着绵绵细雨，钱云会应该是撑着伞走在虹南大道的另一侧。这是一条宽16米左右的水泥公路，其中一侧的四分之一路面因施工被砂石占据；钱云会死亡的另一侧距离水泥公路大约有1米距离，属于黄泥路面。2010年12月28日凌晨0时56分左右，本刊记者到达现场时，血泊处已被一块长方形木板覆盖，木板一角露出一根家属放置的“安魂”红绸。

乐清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证实，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46分左右，乐清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虹南大道寨桥村段一辆工程车压倒一人，其人受伤严重，可能已经死亡”。9时53分，虹桥交警中队两位民警和蒲岐边防派出所九位民警接到指令后赶到现场，“此时现场已聚集围观群众约40人，肇事驾驶员已不在现场，出警交警按照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对现场进行勘察。”“我们并不知道轧死的是寨桥村村长。”这名工作人员说。

更多的迹象显示，当时的场景并非如官方描述得“如此冷静”。不少村民称，从钱云会出事不到十分钟内，虹南大道聚集了寨桥村上百名村民。人们看到“警察来了”，情绪都很激动，有人跪喊“天理良心，老天不长眼啊”，还有人声称“是有人把钱云会弄死了”，甚至有一个村民拿着棍子喊“为村长报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钱云会家属表示，当时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一场谋杀。”

一个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惨祸发生后，钱云会的手机、手表被一个村民悄悄收起。这是一只“功能强大”的手表，可以录音、录像。为村中土地被征和补偿款事宜，钱云会在长达数年的上访生涯中日渐练就“斗争经验”。

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回忆，他在上午10点多赶到现场，看到父亲的惨状，“跪哭在地上，一下子晕了几秒钟”。钱云会的妻子王招燕哭得昏死过去。几名钱云会生前的好友主张：“保护好现场，不能让人把尸体抬走。”

据温州市公安局此后的通报称，在民警现场调查过程中，边防所的两位民警受到村民的追赶、攻击，“身上多处受伤”。其中，一名边防所实习民警吕乐谢被村民追入田中，并拉拽至寨桥村村办公楼。随后，“死者家属及部分村民在事发现场搭建灵堂、非法设置路障，并阻挠民警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当时在场的一名钱姓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当天中午12点多，虹南大道“大概有4000多米都站满了人”，附近乡镇的村民都赶来“看热闹”。他声称，“有50多名穿警服的人”到了现场。

乐清市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证实，中午12时，乐清市公安局副局长谷乐荣带领治安大队、特巡警大队到达蒲岐镇，并指派“治安大队大队长侯金海带领四位民警着便服进入现场了解情况”。但在通报和相关材料中，公安部门并未说明到场的警员人数。

现场混乱到一定程度。钱成旭描述，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在老爹的尸体旁边，不让警察搬走”。 有村民称，当时“警察拿着电棍，到处打人”。而警方声称，12时57分，治安大队大队长侯金海被村民认出，一个村民高喊：“你是治安大队长，不要走，把事情说清楚。”“一旁男子闻声后立即动手殴打侯金海，周围村民也参与围攻”，“造成三名民警受伤”。

村民们说，当天下午4点多，“有很多很多警察，带着狼狗，还有盾牌来了”。据警方通报，当时，乐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敏，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金国平等带领公安治安大队、特巡警大队、交警大队事故中心迅速赶赴现场处置。

钱成旭透露，当时有人劝他“快去躲躲”。于是，钱成旭和大部分围观的村民扔下钱云会尸体，离开现场，只剩下“几个人”仍在“保卫尸体”。

警方通报称，直到下午5时，“现场村民疏散、障碍物清除工作和事故现场勘查完毕，死者钱云会尸体被运往乐清市殡仪馆。”

死因之谜

官方仓促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遭遇广泛质疑。有网友提出五大疑问

钱云会尸体被“抢”之后，寨桥村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中。一位钱姓村民这样描述：“特警拿着盾牌，牵着狼狗，抓走了钱云会的弟弟、弟媳和儿子，还抓了上百个村民。”

许多迹象证明，恐慌导致村民夸大了事实。钱成旭告诉本刊记者，他和媳妇带着孩子，连夜收拾包袱，躲进亲戚家，“有七八个村民被抓了”。另外，钱云会的小女儿、小女婿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到28日凌晨1时半，才回到家中。

然而，在寨桥村和邻近乡村，一些和钱云会相熟的村民连夜外逃。村民之间口耳相传：“我们的电话都被监听了，不能上网了，电视也不能看了。”还有一个78岁的老人口齿不清地劝告本刊记者：“一个记者一到机场就被警察抓走了，要小心一点！”

而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林建旺向本刊记者表示，当时除肇事司机费良玉和其同伴黄标，其他被抓的是“涉嫌寻衅滋事的钱成宇等六名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中，正包括村民眼中重要的“目击证人”。

在钱云会死亡之后不到20分钟，现场的照片已在网络社区、微博等疯狂转载。照片中，一台红色工程车的车轮下，钱云会趴在地上，露出断了半根脖颈的血淋淋的头颅。

围绕钱云会之死的流言一度达到顶点。有网友声称，“现场有人看到，钱云会是被四个保安按住手脚，送进工程车轧死”，“现场的摄像头前两天被故意弄坏了”，还有人声称“警察是事先埋伏，很快就到了”。

一名叫做“驴粪蛋”的网友在微博上“呼唤钱云会之死真相”，短短一句话在5分钟内被转载119次。很多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表示：“不能相信有这样的恶！”更多人表示悲观：“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不会发生！”

而四个月前钱云会以实名在天涯社区发表的名为“寨桥村146公顷农田转让始末”的帖子也被聚焦，2天内从零关注被推至天涯社区头条位置，网友回复长达217页。同时，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的30多家媒体也聚集乐清县城。

2010年12月25日下午6时42分，当地温州网发布官方消息称，“乐清蒲岐镇今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乐清市相关领导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处置。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控制，该事件正在调查处置中。”

然而，官方仓促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遭遇广泛质疑。12月27日，报纸上发表“上访村主任‘交通事故’致死疑云重重”一文，引述了网友提出的五大质疑，包括“工程车逆行之谜”“死者身体方向之谜”“路口摄像头失效之谜”“工程车不刹车之谜”和“肇事司机被带走之谜”。

钱云会的家属一度情绪失控：“如果这是意外，天理何在！”在寨桥村中，及至27日晚，没有村民敢靠近钱云会的两层小楼。一到晚上8点，村民们便纷纷关灯睡觉，没有路灯的村庄一片漆黑。28日凌晨1点左右，本刊记者在村中遇见几位村民，他们称，“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看看。”

27日15时，乐清市政府、乐清市公安局协同中国移动乐清分公司匆匆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警方声称，当时“肇事司机费良玉驾驶皖K5B323工程车从虹桥镇往乐清湾港区方向行驶，途经虹南大道蒲岐镇寨桥村段时，遇死者钱云会撑伞从道路右侧往左侧横穿，工程车紧急刹车但仍与死者发生碰撞，造成钱云会当场死亡”。

综合现场勘查复核情况和肇事者供述，警方分析，死者为左侧身体与车辆前保险杠发生碰撞后，身体右侧倒地被车辆拖行碾压致死。警方还展示几张现场图片，一再强调：“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目前未发现任何‘谋杀’动机和迹象的证据。”

不过，针对发布会现场记者提问，官员们显然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对于现场监控摄像失效的问题，中国移动乐清分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解释，当时该地段的摄像头“只能拍摄，没有储存功能”。对于其他质疑，官方回应未能提供有力证据，铺天盖地的质疑依然持续。

“我们是在26日晚上接到电话，才知道这个事情的。”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外宣办主任张春校告诉本刊记者。而乐清市当地的一名政府官员坦承，事件发生时正是周六，实在“有些措手不及”。

波澜起伏

“真没想到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这么严重的怀疑。”当地一名官员私下抱怨道

事实上，乐清市官方试图做出更多的努力。2010年12月27日下午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乐清市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领导提出建议，注册微博ID“平安乐清”，“更好地跟网友沟通钱云会之死”。

这位普通民警“原本并不知道微博这个东西”，甚至不知道如何回复、如何转发。但一天之内，“平安乐清”的粉丝已达到一万多名，半个小时内出现几万条“非常有攻击性”的网友评论。

“平安乐清”两天之内只发出三条微博。对于这样的低效率，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林建旺解释说，发一条微博也是要“请示”的。林建旺说，从26日到27日连续两天两夜，他都在参加一系列的会议。

还有人发现，连早先注册微博的乐清市市委书记潘孝政和乐清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森淼都受到上万网友的言语质疑，甚至人身攻击。“真没想到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这么严重的怀疑。”当地一名官员私下抱怨道。

2010年12月28日凌晨1时，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一德连夜召开市委专题会议。陈德荣提出四条处理意见：“实事求是，公正处理；由温州市公安局直接介入调查处理，并按刑事命案和交通事故两套程序分别展开调查、侦查；信息公开，对此事件的相关调查结果及处理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接受媒体及社会的监督；谁渎职、谁违法依法处理谁，严惩不贷。”此外，公安部门还将请来测谎专家对肇事者费良玉、目击证人钱成宇进行测谎。

但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会议上，各位官员对于“公开”面对媒体的意见，并非“十分一致”，有一些官员依然保持相对“保守”的态度。

温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黄小中表示，舆论发展到这个地步，比较好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向社会公布”，“如果一天之内都公布了，更让人怀疑公安的办事能力。”

官方趋向“开明”的态度让寨桥村的情况一度好转。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回到家中，告诉一些村民：“没有政府的人来找过我，也没有警察来抓过我。”钱云会遇难的地点也摆上了一些花圈。从村口到钱云会家中，挤满了四里八乡赶来的村民。他们中间，有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有挎着LV包的年轻女人，也有数年上访而不得的老访民，更多的则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一名警察私下抱怨：“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捣乱。”在场的一名领导立刻呵斥：“不要乱说！”

但是，29日早晨，一名叫作黄迪燕的第二“目击证人”的出现，令形势发生变化。此前，警方宣布，第一目击证人钱成宇并未看到钱云会“被人按住，并推入工程车下”。

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当天9时30分许，她(黄迪燕)从距离事发地点不远的佛堂求佛回来路过虹南公路时，恰巧看到有三个戴着面罩、白色手套的人按着一个老人”，她试图阻止行凶，但受到呵斥而离开。同时，有记者称，“黄迪燕的丈夫称其有精神病。”

27日下午3时许，本刊记者曾于钱云会事发地点，遇到黄迪燕。她戴着一顶红帽子，情绪激动地作着同样的表述。但有在旁的村民说：“这个女人脑子不太清楚。”

各大网站上，关于“第二目击证人浮出水面”的报道又激起波澜。大部分网友再次公开质疑官方，认为“钱云会案一定有猫腻”。“这意味着政府之前的努力全部泡汤了。”一个当地的政府官员垂头丧气地说。

政府与民众的对立再次尖锐，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钱云会家中，钱云会的妻子王招燕见人便哭昏过去，每日靠打点滴维持身体。一些村民拉住记者，要求“保护好黄迪燕，不要被政府部门再害死”。另外几个村民看到衣着稍光鲜的人们，便悄悄警告记者：“这是政府工作人员，来监视你的。”

“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

“独立第三方”的介入，被寄予了化解官民信任僵局的希望

温州市委外宣办主任张春校在2010年12月29日下午的媒体见面会上，一度陷于尴尬。“为何抓捕村民？”“第一时间的通稿怎么如此漏洞百出？”“能不能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这位在当地以“相对开明”而闻名的政府官员，在30多名媒体记者面前一度口讷。

他一边表示“不是太清楚”，一边命令随行的工作人员“赶快记下来”。“这正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时候。我们要检讨，政府与舆论沟通的渠道、方式实在是太落后了！”

29日晚10时45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乐清县城举行。为了“取信于民”，温州市公安局局长叶寒冰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肇事司机费良玉同样在电视中露面将近15分钟，讲述案发经过。

温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沈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已经固定。乐清蒲岐‘12·25’案件排除谋杀可能，认定为交通肇事案件。”

沈强列举三点理由，作为排除“谋杀”的依据。一是，在调查中，警方严格审查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嫌疑人与死者是否有利益关系、是否受人指使等情况，并对其生活轨迹、工作情况、人际交往”进行了调查；二是强调现场调查访问，对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所有证人重新进行询问、调查。通过测谎等手段，对目击证人钱成宇和第二“目击”证人黄迪燕进行询问，确定无“谋杀”行为被直击；三是从现场勘查情况看，“现场留有明显的车辆刹车痕迹、尸体拖痕、人车碰撞痕迹，与被人强行压住碾压的情况不符。”

另外，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刑事技术研究所所长陈星际公布了数十张肇事车辆、事故现场、钱云会遗体的细节照片，确认这些证据能够支持“交通事故”的结论。

至此，调查组对这一交通事故责任初步认定：费良玉应负主要责任，钱云会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横穿道路，应负次要责任。

但是，舆论疑虑仍未消散，很多村民依然不相信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2010年12月30日上午，400多名村民聚集在钱云会家门口。当本刊记者到达时，将近十位村民下跪，要求“彻查真相”。

而钱云会的“最后一个电话”受到特别关注。警方声称，已调取通话记录，通话时间为12月25日上午“不到8点时”，“打给村民王某”。

一名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证实这一点。他说，不到8点，钱云会曾与村委会委员王立权通电话，并到其家中，谈论村务事宜。大概7时55分，钱云会从他家门前路过。大概8点多，钱云会在菜市场里和人说话，然后回家吃早饭。

不过，官方未对事情的另一面做出解释。一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当晚还有另外三个村民被抓”，其中一人正是钱云会的好友、寨桥村村委会委员王立权。25日晚8时左右，王立权等三人开车前去见一名姓高(音)的北京记者。当晚10时左右，车行驶至虹桥镇一个红绿灯时，司机下车向马路对面的记者摇手示意。五六名警察突然冲上前来，将三人控制。截至本刊发稿时，官方尚未公布该高(音)姓记者姓名，王立权则仍然被关押。

而政府内部，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对本刊记者抱怨，之所以“搞成目前这种状况”，是因为“蒲圻镇之前对寨桥村的土地纠纷问题没解决好”，并且，在村民“保卫尸体”事件中，“政府部门过于敏感，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网络上，对此事的分析评论日显深刻。一直关注此事的律师斯伟江打了一个比方：“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是因为政府躲在磨砂玻璃后面，民众听到呻吟声，当然怀疑你在行苟且之事；民众听到惨叫声，当然怀疑你在打人；民众看到斧头的样子，当然怀疑烛光斧影。即使呻吟是真生病，即使惨叫是自残，即使斧头在砍柴。误解的责任在政府，谁让你不用透明玻璃的？”

民间追求真相的努力则已从舆论走向了行动。在湖北邓玉娇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中曾出现的民间调查团现身乐清。2010年12月30日前后，至少有三个“公民独立调查团”前往乐清，领衔者包括长期研究社会冲突问题的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知名网友王小山和律师项宏峰。

与过往事件中的民间调查团相比，此次的成员中多了专业背景的力量。于建嵘等调查团成员表示，他们关心的不仅限于钱云会之死的真相和处理，还包括征地和补偿问题等等。

“独立第三方”的介入，被寄予了化解官民信任僵局的希望。更多声音提出，希望他们不预设立场，秉持客观公正，同时呼吁网民理性看待调查进展。而温州市官方也表示“欢迎”，称会做好准备工作，全力协助公民独立调查团。

不过，在此前的一次酒席上，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表示：“我们政府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

钱云会六年维权路

对于上访的坚持，支撑着寨桥村。如今，钱云会死了，在很多村民看来，“寨桥村也像老房子一样，要塌掉了”《新世纪》周刊 见习记者 周凯莉

钱云会在世时颇有“名望”。这位寨桥村前任村委会主任，是该村长达六年维权历程的中流砥柱。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工程用地征地工作展开，这是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公开资料显示，寨桥村被征用的146公顷(约为2190亩)土地中，大致包括510亩山林地、815亩浅海滩涂、470亩养殖塘、120亩农用地和其他将近70亩修建道路占用土地。

按照2004年4月8日乐清市征地事务管理所和寨桥村村委会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寨桥村将获得各类征迁安置补偿费3800万元。寨桥村将近3800名村民，人均可得到补偿款1万元左右。

这个数额对浙东沿海的农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寨桥村每位村民年均收入约为9000元左右，主要依靠浅海滩涂养殖雪蛤、蛏子等过活。相比普通农田，浅海滩涂的经济效益更高，但按照政府的补偿标准，浅海滩涂的单位补偿费远远低于农田。

随着征地进程的推进，2004年中，村民们逐渐形成以钱云会为首的“维权团队”，核心成员为七人。实际上，钱云会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以养雪蛤为生。他出生于1957年，身材不高但比较结实。由于家境贫穷，钱云会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个嗓门很大的农民脾气倔、容易发火，年轻的时候“会跟人打架”，被村民们送了个“张飞”的外号。

一个村民私下透露，以钱云会为首的核心七人组，都是村里“威望很高或者比较有能力的”农民。他们代表村民向当地政府提出，要“将安置补偿费提高到人均10万元”。

2005年初，浙能乐清电厂征地初步完成，开始在当地筹备公司。据工商资料显示，国家发改委于2005年4月批复浙能乐清电厂项目。项目投资方中，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电下属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温州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温州电力开发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按51%、23%、10%、9%和7%的比例出资。2008年8月8日，浙能乐清电厂正式运营，二期工程已于2010年3月20日、7月25日分别投产发电。

寨桥村坚持上访，并提出该征地项目种种“违规问题”，但六年来“丝毫没有进展”。僵局越陷越深，村民并未拿到原先的1万元安置补偿费，政府也未对“将安置补偿费提高到10万元”的要求作出任何承诺。

三次入狱

六年中矢志不移的上访历程，让领头者钱云会在村民中威信日隆。几乎所有的寨桥村村民，都不相信钱云会的离奇死亡只是一桩普通的“交通肇事事件”。他们一次次向本刊记者强调，“钱云会在六年里被政府判了三次刑啊！”

胡大野(化名)是钱云会“维权团队”的成员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4月下旬，寨桥村村民自发筹资，由钱云会负责前往北京上访。出发前一天，钱云会召集核心团队在邻村下堡村开会。4月28日，钱云会乘坐的大巴还未行至温岭市地界，便被乐清市公安局“抓获”。接着，核心团队其余六人被一村民“骗”至下堡村，“整个团队一锅端”。

当时的寨桥村“炸开了锅”。200多名村民，有提着棍子的年轻男子，有拄着拐杖的老太婆，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背着书包的中学生，乘坐几十辆农用车，齐集于乐清市政府大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钱云会”。

但后来，乐清市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审判处钱云会有期徒刑三年半，参与“示威”的四村民也分别获刑。村民对这一判决十分愤怒，筹资聘请律师上诉至温州市中级法院。法院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事件的结果是，2005年3月10日，乐清市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钱云会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改判缓刑，说明村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应。一名村民回忆，钱云会回家那天，获得了“英雄凯旋”一般的待遇。村里派出三辆农用运输车前往乐清县城迎接。从村口到钱云会家将近2000米的小泥路上，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出来了，几位村民将钱云会“抬”进了家门。

2005年4月20日，即钱云会被判缓刑一个月后，钱云会“违规”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当时，寨桥村以海选方式进行民主选举，钱云会的竞选口号是“反腐败、告贪官、为民众”，他向村民许诺，“能够为村民争取到每人1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总额为浙能乐清电厂工程安置补偿费3800万元的10倍。

在第一轮投票中，钱云会获得了全村2500张左右选票中的2200多票。当时，钱云会尚处于缓刑期间，按照相关法律，他没有资格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一名蒲岐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镇里就“这个特殊的事情”请示市领导。寨桥村在两天后再次投票，这一次钱云会以2300多票当选。坊间流传，乐清市领导在电话里对镇领导说：“你看着办。”

在当地政府的默认下，钱云会正式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但上任不足两个月，钱云会就第二次入狱。按照乐清市公安局的解释，事情缘由是：“2005年7月，钱云会在缓刑期间，仍然聚众阻挠浙能乐清电厂正常施工、殴打施工人员、破坏施工设施”，2006年4月13日，法院裁定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胡大野向本刊记者描述了钱云会当时被捕的场景。2005年7月的一个晚上，蒲岐镇派出所民警和市公安局的几名干警，共计十多人，来到寨桥村中。为了躲避警察，钱云会从一户人家窜到另外一户人家。后来居然跑进了一户丧家，躲到尸体下面，用盖尸布蒙住自己。但这个办法并不管用，钱云会最后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十几个警察抬走了”。

钱云会的第三次入狱是在2008年11月13日。乐清市法院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处钱云会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以相同罪名判处另一名村委会成员王立权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万元。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委会成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个罪名是“很冤枉的”。为了筹集上访资金，钱云会、王立权等村委会成员专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寨桥村部分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村民作为宅基地，共得约71万元。钱云会带上40万元，存于受托处理维权事务的北京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其余资金由王立权主管，用于“维权团队”上访的各项费用。

此前，钱云会于2007年11月出狱后，改变了“斗争策略”。他在北京呆了七八个月，专门负责在国土资源部、发改委等政府机关上访，同时寻求律师、媒体帮助。2008年7月底，北京奥运会前夕，钱云会在北京一间出租房里被乐清市公安局“抓获”。

上访支撑的村庄

对于上访的坚持，支撑着寨桥村。以钱云会为首的大部分村民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争取安置补偿费的斗争中。

据2004年的一揽子征地协议，乐清市征地事务管理所要在半年内向寨桥村委员会账户支付安置补偿费1900万元，其余款项在当年底前付清。胡大野向本刊记者证实，2005年底，钱云会和王立权曾带着麻袋去银行取钱。银行答复：账户已被冻结，无法取款。钱云会曾带着几十个村民多次去浙能乐清电厂“讨说法”。一个戴眼镜的负责人表示：“这个事情和我们没关系，我们的钱已经付清了。”

钱云会的一位生前好友告诉本刊记者，他后来通过上访了解到：寨桥村的安置补偿费共为3800万元，已于2005年11月30日付清2739万元、2005年5月13日付清1061万元。“但这笔钱不允许被用于上访开支”，因此寨桥村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在将近七年时间里，钱云会和他的“维权团队”一直采用联名信、申诉书和举报信等书面材料，在乐清市、温州市、浙江省和中央等各级政府机关上访。一位当地的政府官员这样感叹：“他们简直太有毅力了，像钢筋一样，拗都拗不断！”

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回忆，只有小学文化的钱云会为了看懂政府文件，常常翻弄一本蓝封皮的新华字典。到了后来，钱云会已经能在上访资料上圈圈点点，写上歪歪扭扭的注释。他还曾用实名ID“钱云会”在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网站，发布“揭开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浙能集团黑幕”“寨桥村146公顷农田转让始末”等帖子。

“我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律法，我都懂的，我是没有犯罪的。”这个没文化的农民曾在法庭上这样自我辩护。

对于征地问题，2004年乐清市第84号文件声称，征地原则是“依法拆迁、乡镇包干、超支不补、结余归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私下透露，乐清市下属乡镇的土地转让多是乡镇党委政府决定，通过拆迁、移民指标等方式，获得审批文书和土地使用许可权。“这种违规征用土地，直接导致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利益诉求。”

据温州市国土资源局网站信息显示，2010年8月7日，乐清市市长姜增尧就该市违法用地严重问题，约见六个乡镇主要领导。而《乐清日报》披露，2010年乐清市已查处违法用地案件411宗，涉及土地面积598.9亩，已查处违规用地案件232宗，涉及土地面积231.2亩。

寨桥村的明天

如今，钱云会死了。在很多村民看来，“寨桥村也像老房子一样，要塌掉了”。

2011年，寨桥村将迎来新一轮村委会选举，钱云会的呼声很高。有一种传言称，“钱云会是死于选举纠纷。”对此，儿子钱成旭给予了否认，钱成旭说：“我老爹死了，没人敢当这个村长！”

不过，在很多政府官员看来，钱云会“不务正业”，作为村委会主任是“不太合格”。七八年来，村委会办公楼一直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上门收取水费，“五保户”、困难户的补偿金“没人管”，连村里公用的垃圾箱，还是村民集资购买的。

在富庶的浙江地区，和其他村庄相比，寨桥村看起来“破破烂烂”，村里的大多数建筑都是楼龄高达几十年的老房子，一条不足2米宽的黄泥路连通各户村民。钱云会家，是一间破败的2层小楼，水泥糊的墙壁已经开始发黑，空荡荡的客厅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几条长板凳。一根竹竿通往2层楼顶，权当作扶梯把手。

2010年7月19日，钱云会服刑结束出狱时，曾有人给他许诺：“不要闹了，给你好处。欠多少钱，我们帮你还。房子这么破，也帮你修起来。”

不过，钱云会似乎“没有听进去”。从这次出狱以来，他晚上都不再住在家里，经常在邻村几个固定的朋友家中投宿。有时甚至带着一床被子，睡在祠堂里、或者庙里。只有少数几个“维权团队”的成员知道他的落脚点。

在家人眼里，钱云会也变得越来越“神秘”。这个平素喜欢喝酒的中年汉子，开始戒酒，并且经常会帮着做家务。“为了防止有人害他”，他渐渐减少使用手机，并且用上了一只“功能强大”的手表，不仅可以计时，还可以录音、录像。

钱云会出事后，“维权团队”里的几名村民从他的尸体上，取出了已被压碎的手机。手机的最后一个电话，是钱云会在2010年12月25日上午8时左右打给村委会委员王立权的，内容可能是“关于怎么继续上访”。

而钱成旭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则是2010年12月23日上午，在一个村民家里。钱云会对儿子说：“最近很穷，给我点钱。”钱成旭从兜里掏出700元人民币，数了数，给了他两张“老人头”。

转型时代的公共理性（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本刊编辑部法律顾问）

制度是人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全社会越来越多人的公共理性觉醒，才能带来制度的良性变革，公民社会的崛起将迫使他们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并巩固良制变革的基础，哪怕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萧瀚

普通交通事故抑或故意谋杀？钱云会案因官方的认定而迷雾更深，人们对真相的渴望更强烈，也更无奈。任何事件，欲求真相，需要基本的公共理性，这取决于制度和社会习俗。

宏观来看，发现真相的公共理性至少需要三重条件：一是有一套允许自由追求真相的制度条件，二是有一个追求真相的社会氛围，三是有一群具有客观调查能力的追求真相者。

微观看，追求真相的制度条件至少包含四项内容：民选立法机构确立的保护人权的良法体系；不需要事先审查的新闻自由；能够约束政府行为的行政制度；享有较高社会公信力、解决纠纷的中立司法体系。

追求真相的理性氛围，至少包括全社会基本的正义与人权默认共识，呈现良性竞争状态的自由媒体市场，以及关心公共事务的普遍公民精神，具有客观调查能力的追求真相者也在其中。

显然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当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代，如果公权力能把握机会，在适当状态下放弃或逐步减少现有制度赋予的不当权力，就是一种公共理性的表现。然而，不独此次钱云会案，包括此前的瓮安、石首、巴东等许多事件中，面对高热度追究真相的舆论大潮，事件所在地政府不但不是促成公共理性，反而倒行逆施，破坏公共理性。

这些公共非理性行为，粗粗归纳就包括下述：

抢尸。当公共事件涉及有人死亡时，政府与死者家属抢尸体、垄断尸检权，甚至强行火化。

非法羁押知情人。政府往往担心核心知情人对外界的说法于自己形象不利，于是非法剥夺知情者的人身自由，许多知情人只有被迫写下“封口”保证书才能恢复人身自由。

垄断信息发布渠道，对外堵塞信息源，操纵舆论、控制舆论。无论是在本行政辖区还是在整个舆论界，涉事政府都会尽可能限制记者采访，给具体媒体或者下令发表有利于自身形象的新闻或评论稿，或者干脆通过高层下报道禁令。

操纵司法。司法原本不独立，所以审判往往是走过场，事先即已根据党政部门要求未审先判。即使如此，为了尽可能防止不利于政府形象的信息流失，他们常常以让公务员到法庭占座的方式不向外界发放旁听证，甚至干脆以种种借口取消公开审理。另外还常常给律师们制造各种非法障碍，将他们尽可能排除在知情者之外。

公权力因其颟顸恣肆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严重透支公信力，甚至出现他们说什么都没人信的尴尬局面，社会舆论也因此对真相的追问更为热切，对公权力涉嫌犯罪的疑问也更加坚定。

“恶猜公权、善待公民”是宪政原则下追问真相最寻常的公共理性之一种。公权力不具有任何人格性权利，因此不存在以言论侵犯公权机构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对公权力的任何恶意猜测都属基本公民权范围。尤其当公权力有公开信息义务却不履行时，人们有权对其进行“有罪推定”，即使真相本身也许很普通，并无惊天黑幕。

通常，社会舆论“恶猜公权”的程度与公权力滥权垄断信息的恶劣程度成正比。因此，如果此时缺乏孜孜以求真相的媒体，政府的公信力会丧失得更为严重。这些媒体在拯救真相的同时，有时候遏制了膨胀的公权力，使他们的谎言和掩盖曝光，有时候也拯救政府的公信力。但由于他们自身也受限于公权力的非法限制，他们追求真相的过程不但艰难，而且也往往难以调查到真相的全部——至少在当时，这常常导致最终真相还是被悬置。

公权力强大无边，媒体捉襟见肘。媒体自保心态导致的自我约束，使得媒体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报道也好，评论也罢，通常都比较谨慎。这种谨慎虽然在制衡公权力方面存在缺陷，但一大优势是，在涉及公共事件时通常也是比较负责任的，即使无法百分之百地避免出错，纠正也相对容易，可以说，冤枉公权力的概率极小。

网络时代，除了平面媒体，网站、博客、微博等也都是重要的公共信息渠道。网络信息直接影响平面媒体，双方良性互动，形成重要的真相发掘和讨论自发机制。网络还使得各个领域具有公民精神和正义感的人们直接进入公共事件发生地，与当地关心事件的人合作，调查真相，保卫受害者的权利，共同推进事件的良性发展。总体上说，网络对追求真相、揭露真相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产生良好作用，虽然它目前也同样受制于公权力的不当限制。

客观地说，目前的公共事件中，总体社会氛围以及关注公共事件的普通公民，虽然离正常的公民社会的要求还距离很远，例如法的意识不但严重不够，还因缺乏公民教育而混乱不堪，但与公权力相比，媒体以及社会舆论具有高得多的公共理性素养。

钱云会案已见证了社会舆论的公共理性。只有全社会越来越多人的公共理性觉醒，才能带来制度的良性变革，公民社会的崛起将迫使他们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并巩固良制变革的基础，哪怕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