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教授，“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发起人于建嵘等将在全国两会建议立法全面禁止儿童乞讨。
街头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在现实操作中遭遇到一些麻烦，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难以甄别乞讨儿童到底是不是拐卖儿童，结果拍来了很多确实是亲缘关系的父子、母子乞丐，也伤害了这项活动的正义性。因此立法全面禁止儿童乞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
本该在学校里求学的儿童却被驱之于街头乞讨，本来就损害了儿童的正当权益，已经为文明社会所不容，以立法的形式全面禁止儿童乞讨，是文明社会应有的题中之义。然而，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在立法方面，仅凭禁止儿童乞讨“单兵突进”，并不足以让乞讨儿童走出困境，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措施。同时，建立国家监护制度，不仅在保障乞讨儿童福祉方面意义重大，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部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的电影《刮痧》，应当在这个时候被记起。《刮痧》讲述一对中国夫妇移民到美国，孩子有一天生病了，孩子的爷爷不懂英文无法带孩子上医院，就帮孩子做了刮痧治疗，最后因孩子刮痧后身上留下青紫瘀斑，被美国儿童监护部门认定为“虐待”儿童罪，剥夺他们对儿子的监护权。
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是这个电影的主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外一些进步的法律理念：在未成年人不能获得有效监护的情况下，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改由国家行使监护，这样对于那些受到父母虐待、遗弃等悲惨遭遇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种最好的庇护，也能够使那些孩子在更为理想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作出了诸多规定，但在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方面，还是缺少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也鲜有具体的审判案例，使得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能悬在空中，无法落到实处。而缺乏了法律的支持，“街头拍照”很难称为“解救乞讨儿童”，只能说是“打断儿童乞讨”。
常识和公安机关的打拐实践都证明，乞讨儿童，绝大多数并非被拐卖的。真正对乞讨儿童的“解救”，是让他们回到课堂，回到社会的正常抚养系统中去，否则，你去拍照，让公安机关去强行鉴定和成年乞丐的“亲缘关系”，这实际上把“打拐”变成了“打乞”，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现在于教授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提出立法建议，是一次正本清源。但是，这个法律也必须建立国家监护制度来配套，对那些不具有监护资格的父母，在剥夺其监护权后，改由国家承担监护责任。当前情况下，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将代表国家的民政部门监护职责具体化，并且国家应该拨付专项资金，否则，禁止儿童乞讨恐怕会断了不少真乞丐的生路。
禁止儿童乞讨，把乞讨的儿童收归国家监护，纳入民政抚养系统——在这样的制度下，拍照也好，救助也罢，“禁止儿童乞讨”才会有正义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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