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的二女儿梁齐昕报警称遭受到家庭暴力，她更在网上载其被家暴的伤痕，姑且勿论这次家暴事件孰真孰假，但这样的家庭管理对一个地区的行政首长实在是不合格。可能有人有质问，这只是涉及一个个人的家庭私人事务，与其公共事务无关，但把这种看法是我们近代西方传媒过分强调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割和对立的毛病。然而，不论在西方或中国，一个社会的领导人的家庭管理恰恰决定了其对一切事情的视野和实践，这让我们该好好反思。
梁振英上任至今的一切施政与其家庭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且看看一千多年前，在官渡之战中，袁韶如何不懂处理家庭事务而导致其两个儿子未能同心同德对抗曹军，因而导致坐拥大好形势却大败予曹操；而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把家庭关系看成一个人行事为人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足见不论西方或中国文化，十分看重一个人管理家庭的能力，因为它决定了他如何处理其公务，而这对于一个社会领袖则更为重要。
香港特首梁振英最近陷入家暴风波
弗洛伊德对梁的断症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中对家庭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处事手段和视野看得最重的学者，这个“犹太三杰”之一把个人的行为和欲望方式还原到其家庭关系中，而父亲的形象恰恰是构成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效法对象（这是基于婴儿希望得到母亲认同的欲望），而一个过分强权的父亲形象往往迫使一个人产生强迫症症状，例如疯狂洗手或按电梯按扭，强迫症的问题使人总不能以全面或大局观看待问题，因为他往往只能看到一个方法（洗手、电梯按扭或强权），而未能以不同的方法面对不同的情况。
纵观梁振英的家庭和成长背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一个传统父权家庭中长大的人，而他对女儿的管教方法恰恰也是一种具有强迫症色彩的手法，即一味以强权镇压。这对某些人（他的儿子或另一个女儿）的确可能奏效，但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梁齐昕却恰恰适得其反。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种未能以不同的方法回应不同对象的处事手法，也显示了梁本身在处理香港事务的种种失误并非偶然，可惜梁身边欠缺一个弗洛伊德，不然他可能在整个占中事件中，不会使用催泪弹来对付示威者，而引起香港爆发90多天的社会冲突以及香港市民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
要求女儿删除社交网络 犹如减少自由行
近来香港社会普遍所提出的几个问题: 自由行和水货客。而梁振英则在两会其间到北京相讨减少自由行配额，然而这和民生真正问题即租金和楼价贵连带百物腾贵显然是未能对题，而且更是治标不治本，正如要求自己女儿删掉社交网络一样,若未能以女儿“易入口”的方法使她真正理解当特首女儿应有的形象和举止,也只能压制症状，到病情爆发起来时只会为严重。
现在香港所面临的困境是，全世界的资金也流入香港金融市场，当中流入房股票，地产，贵金属和各类奢侈品，因此使楼价物价狂升，而且特别是香港没有关税，对手执资金的人来说更无往而不利。因此，就算没有自由行，没有内地水货客，全世界的资金继续滚滚而来，依然是百物腾贵，香港低层市民依然是首当其冲，这还未计算很多水货客其实是因为租金贵楼价贵铤而走险走水货。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某些香港财伐的资本运作，而不是我们眼见的水货客所造成的。这就如把女儿的社交平台删去，她的情感也总要找地方宣泄，自由行就如这个社交平台，即使删了，资金也会找地方流动。
因此，不论现在梁如何减少自由行，水货客也依然当道，因为实情是香港人占了水货客的一半或以上，而且楼价依然昂贵。因此，减少自由行根本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诚然，梁特首应该直接介入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过热的问题，例如如许多欧美国家甚或台湾那样，引入租管法，要求设立租金上限，使业主不能随意加租，使租户得到保障，不会被业主随意加租逼迁。另外，香港还存在20万空置单位，若然全部供应出来，便能解决住屋问题。梁实可透过提出征收空置单位税项的政策，短期内便可以增加住宅房屋供应。又例如设立累进房产税，因应物业估价高低、自住与否等因素征收税项，也是真正解决民生的方法。而作为一城之首的他又为何未能看到这些全整体和结构性的问题和有解决方案呢？
这是可能，强迫症病人总未能观察到事情和问题的整体和方方面面，教导子女如是：管治社会也如是。因此，从一个人如何齐家的角度出发，总能看到一个如何处理公共事务的手法。而正如陈澹然《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中所言: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若从梁特首处理家庭的手法，观看他的治港理念及实践，我们只能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强迫症的处事手法，而这又恰恰是一种未能谋全局者的手法，那么香港这一座城市又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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