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妙家人在家中扯出横幅。(资料片)
很多人在等待着药家鑫案一审的最后一步———宣判。
一审开庭20天后的4月13日，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丈夫王辉等人分别在被害人家属量刑意见书上签字。西安中级人民法院规定的最迟上交时间是次日16时，而他们的意见早就达成了一致：死刑，立即执行。
他们拒绝谅解药家鑫，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谅解会让“杀人者不偿命”。他们甚至拒绝民事赔偿，因为那是“带血的钱”，他们怕药家鑫会因为赔了钱而获得轻判。
虽然双方家人有过一次见面及道歉的经历，但这次见面却加深了张家对药家的“不信任”。他们认为冷漠的道歉是源于药家的“自信”，他们与药家压根儿就不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而是穷人与富人的较量。
除了张家、药家，许多与此案无关的人也在猜测中等待———20多天还未宣判意味着什么？杀人者药家鑫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惩处？
于是，这桩事实清楚的简单刑事案件，在缺乏信任而又猜疑不断的公众舆论里，显得愈发迷离。
“不要赔偿，只要药家鑫死”
王辉说，“我不要药家的钱，他的钱已经沾满了血，拿我媳妇命换的钱我不要，你就是把药家的钱要来，等孩子长大知道后，会骂我不要脸。”而根据张家民事代理律师许涛的测算，他们原本可以诉求53万多元的民事赔偿
4月13日，案发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丈夫王辉依然走不出妻子被杀的现实。不到3岁的儿子毛蛋，每到晚上就一宿一宿地哭个不停，“要妈妈”。从家具市场干了一天搬运工的王辉回到家，每每听到毛蛋这样哭泣，就会感到：“他妈灵魂又附体了。”
虽然过去了那么久，但亲人死于非命的伤害一直弥漫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王辉在妻子张妙遇害后很长时间不敢走上那条路，第一次去那里，是案发两个月以后，“突然想去看看。”
但随着案子的开庭审理，王辉满腹的愤怒一下子又提到了心头，以致于“在法庭上第一次看见药家鑫，我蹦起来就想上去揍他”。他对记者比划着，“桌子就那么高，要不是他们拉着，我一下就能蹦过去”。
“这就是一则事实清楚的故意杀人案。”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钢告诉本报记者，“整个作案经过的审讯笔录一页多纸，手写的，四五百字。”受害人张妙家属法律援助律师许涛也证实了这一点，“情节很简单”。
事实上，这更应该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市大学城翰林南路路段，驾驶红色克鲁兹轿车的药家鑫撞倒了骑电动车赶在回家路上的张妙。
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资料以及死者家属从法医处取得的死亡结论推断，张妙被撞倒后仅头部和下肢受了轻伤，如及时抢救，并不至于丧生。但令人发指的是，车主药家鑫不仅没有拨打电话施救，反而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她猛刺8刀……
药家鑫继续驾车逃逸，不久再次撞人被当场截获。药家鑫此时“平静地给父母打了电话”，打120将伤者送进医院。卷宗显示，次日，药家鑫回到学校上课，钢琴课上到一半离开。22日下午，西安市长安区交警传唤药家鑫调查，药家鑫否认了第一起车祸及杀人事件。10月23日，药家鑫投案，被认定为“自首”。
事实清楚、情节恶劣、影响极坏，药家鑫辩护律师路钢坦言，“(药家鑫)故意杀人罪是可以确定的。”
路钢现在最担心舆论会不会干扰法院的最终判决。虽然在3月23日庭审的刑辩中，他抛出了“激情杀人”的辩护，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药家鑫案被广泛关注的真正原因。
跟舆论的集中爆发一致，受害人家属对于药家鑫的仇恨在一审开庭之后，燃烧到了极点。4月13日傍晚，王辉反复向本报记者提出，“不看到药家鑫死，誓不罢休。”
他说，“我不要药家的钱，他的钱已经沾满了血，拿我媳妇命换的钱我不要，你就是把药家的钱要来，等孩子长大知道后，会骂我不要脸。”
虽然，根据张家民事代理律师许涛的测算，他们原本可以诉求53万多元的民事赔偿。
“如果不判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将坚决上诉。”王辉和家人不相信司法会对弱势者有利，与药家相比，他们认为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全属于弱者———除了民意。他们的公民代理人张显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网友都要给我们捐款，我们不要带血的钱，我们必须让药家鑫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张显，作为王辉所在村庄走出去的最高学问人，在今年春节期间偶遇王辉之后，主动介入了该案。虽然自己是工科出身，且对于法律也只是一知半解，但现在他是受害人家属方的主心骨。王辉及岳父等核心家属刚刚签字上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家属量刑意见书，正是由张显起草。
“对于民事赔偿，我们仅仅要求贵院将药家鑫名下的陕A419N0红色小轿车按照有关程序予以拍卖，以补偿被害人家属。”张显在原告家属量刑意见书里写着，“对于药家鑫父母任何以期获得从轻处罚药家鑫的赔偿，我们一概不予接受，并对这种行为和妄想表示愤怒。”
▲张妙的儿子毛蛋夜里仍在寻找妈妈。记者石念军摄
张妙家人的“不信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事实上，药家和张家完全有可能建立信任。许涛和王辉都告诉记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一位57岁的朴素农民，在女儿遇害后不久曾连续多次找到刑警队、律师，主动提出希望见一见药家鑫的父母，“想看看药家鑫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养出了这样的孩子！”
“当时在张平选的心里，对药家鑫父母是有同情的。”但让许涛感到费解的是，对于受害人家属的这一主动请求，药家鑫父母一再予以拒绝，“不愿见面”。
王辉说，本来就是他们主动上门，自己也不会见。但岳父主动找了三次，他们竟不见，“药家鑫杀人说是因为农民难缠，都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路钢解释，当初药家鑫父母是有顾虑的，一是钱没凑够，见面也没有实际意义；二是担心进村之后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再就是觉得没有脸见。
王辉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根本就没谈赔偿的事，说什么钱？”安全问题更是无稽之谈。至于律师后来留下的药家鑫父母的手机号码和座机号码根本没人接。只是在后来警方提出将张妙下葬后，张家通过警方先后两次拿到了药家提供的1.2万元和3000元丧葬费，前后间隔半个月。
直到案发后的第128天，张妙家人和药家鑫父母才有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见面。
那是2月25日。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家招待所的包间内，药家鑫的父母在律师路钢及助手的陪同下，与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以及一教师朋友、许涛，坐到了一起。当地媒
体两位记者现场见证。
“药家鑫的母亲一进门就下跪，药家鑫的父亲则不断说着对不起。”许涛说，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药家鑫的父母将带来的3万块钱放在桌上，张平选没有要。双方见面约持续了十几分钟。第二天，药家鑫母亲向受害者父亲下跪道歉的照片在当地报纸上刊发。
“我当时就火了！”张显从照片上一看到路钢顿时就非常生气，“前一天晚上，我们去法院领传票，有本地报纸记者喊我们一起吃饭，路钢在场，但始终没有介绍，我们以为他也是记者呢，结果是摸我们底牌来着！”
张显感觉被愚弄，“这是知道马上就要开庭了，才来收买我们。”
这无疑加剧了双方的芥蒂。许涛在与他们长时间的接触中明显感觉到，正是在这种冷漠的态度面前，“张妙家人可怜对方的心最终消失，直到演化到不要一分钱民事赔偿也要看到药家鑫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为什么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投案仍被视为自首？为什么药家鑫10月23日归案，直到一个月之后的11月25日才正式批捕？为什么案发5个多月之后还迟迟不宣判？
4月13日傍晚，王辉不断抛出一连串的质疑，认为是药家在操控这一切。
而在3月23日的一审中，法庭突然邀请包括药家鑫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在内的400名大学生旁听，却只邀请25名张妙家属旁听，并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这更加深了张家的不信任感。
法庭问卷调查风波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律师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
张家的不信任感是全方位的。法院第一次通知3月3日开庭一审，后来被推迟到3月23日，法院解释是检察院方面补充调查药家鑫的第二起车祸。
为什么一审在案发后5个月才开庭？律师许涛说这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对比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的马加爵案、杨佳案的庭审速度还是有些晚。张显则认为，在这时候推迟20天，“正好隔着全国两会，或许会有废除死刑的讨论。”
张显不相信事情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一审开庭期间，法庭给了他们25张旁听票，但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母校)却派来更多的大学生旁听，他当即愤怒不已：“请这么多药家鑫的同学来，是要吵架吗？”
当公诉人表示认可药家鑫自首情节时，他在法庭上拍了桌子。
曾经在马加爵案中担任受害者家属代理人的上海知名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富敏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药家鑫案受害人家属“怀疑一切”的态度其实是对司法公正性的不信任。
“他们坚决不要赔偿，其实是担心这会影响到最终的判决。其实在刑事案件中诉求民事赔偿是他们的权利。”在富敏荣看来，公众关注药家鑫案，其实很多也是基于跟受害人张妙家属一样的心态。放大而言就是对整体司法环境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问卷调查，则加剧了这一不信任。
3月23日的药家鑫案一审现场，在法官宣告择日宣判之后，一份写有三个问题的问卷被发到现场的旁听者手中。
当时，容纳600人的庭审现场，400名是大学生。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的一位大二学生参加了此次旁听，她告诉记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学校的教学基地，那天他们一共有240名同学去参加了旁听。但据她了解，也有人说是去了280名，其余三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陕西空军工程学院分别去了40名学生。
“当天早晨临时通知，并没有说去了之后还会有问卷调查，只是要求写一份旁听感受。”该同学表示很意外会有问卷调查，“但后来老师说不要随便接受媒体采访。”
这份问卷向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陈述一下该案案情；2.你认为应该怎么判？3.你对法院的庭审过程有什么建议？
“法官说在最终的宣判中会听取这些意见，同学们因此都比较慎重。”该同学观察到，“多数人倾向于死刑缓期执行，也有一些人写死刑。”
路钢表示此举并不逾规，许涛对此拒绝评价，张显断定这是“阴谋”，而富敏荣认为这是明显瑕疵。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马加爵案中，社会舆论普遍同情马加爵，公诉人没有提死刑立即执行，是上海律师提出的。其实舆论越集中，司法就应越独立，受舆论影响摇摆只能伤害自身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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