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公安局刑警总队一名负责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讨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却遭围殴。重庆江北区警方连夜调查，抓获黑包工头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目前，已有67名工领到了被拖欠的81万余元工资。重庆警方为民工讨薪赢得了网络一片赞叹。但也有网友认为，靠特警为民工讨薪，显示了法律的缺位。（《南方日报》5月6日）
“特警讨薪”成功之处在于，既帮助农民工讨回了薪水，又抓获了20余名打手，维护了社会治安，可谓“一举两得”。然而，纠结的现实却是，“特警讨薪”建立在农民工们被打手打得受了伤的基础上——如果每一次的讨薪都需要走先被打伤、再靠特警解决问题的路径来进行，农民工即便讨薪成功，也是改变不了整个过程的悲剧性质。
“薪”字前面何以非用个“讨”字？薪水是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是权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行使。然而，用乞讨的办法去解决薪水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了现状的错乱。“讨”字意味着要看别人的脸色，至于人家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讨”代表着一种被动语态，一种权利难以实现的窘境。具体到现实中，可能就表现为被老板骂、被老板打，甚至是被老板罚款、切肾等现象了。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特警本应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对于农民工讨薪这样的民事纠纷，基本是可以不管的。管了，当了更好。不管，我们也不应该指责人家。毕竟，特警的职能的确不在这片儿。讨薪问题的负责部门，最为直接的应该是地方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保障部门调解不了，那就应该诉诸法律。用法律维权，远远比用特警的拳头维权更加理性，也更加有制度建设性。
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反思，为什么黑心老板们这么习惯于不给工资，这么习惯于用暴力方式对待农民工？为什么《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仍然构不成足够的法律效力？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能对这些无德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所有的问题都期待实质性解决。
我们不希望农民工们用身心健康换取制度的渐进与社会的进步，更不希望屡见特警出动把讨薪当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执行。法治社会不是丛林社会。法治社会，就应该有个属于法治社会的规则。“讨薪丢肾”、“拜神讨薪”、“自杀式讨薪”等极端现象，不可能都依靠特警去执行特殊任务。如其不然，特警队应该换另外一个名字了：“专业讨薪大队”。
“特警讨薪”除了给我们留下“特警威武”的印象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威武的“特殊警醒”：一纸《劳动合同法》远远解决不了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将《劳动合同法》落实到位，仍然需要职能部门继续努力，加强监管，完善制度，积极维护农民工利益。当《时代》杂志用最高的殊荣带给“中国工人”以最高的赞誉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也应该及时跟进，给他们以匹配的尊严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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