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长长的山路，穿过一片片耕田，深藏在山沟里的邵阳市隆回县高平镇，近日被不断前来的外来客打破了昔日的平静。
5月9日下午，市县两级纪检部门主导的调查组抵达镇上。二十余人分成三组进入各村调查；5月10日，湖南省计生委也派人前往参与调查。
隆回县纪委常委李金平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调查组主要由纪检部门组成。其中市纪委有六人，县纪委有10人。市县两级检察院的渎监局局长也是调查组成员。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媒体纷纷聚拢。从邻乡而来的“申冤者”，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向媒体人分发。财新《新世纪》记者仅接到隔壁罗洪乡的“材料”，就有五六份。
5月9日，财新《新世纪》封面报道“邵氏‘弃儿’”刊发，迅即引发一场风暴。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受害者、施害者，以及相关者，卷入了调查的洪流。
调查杨理兵
5月11日，在外打工的杨理兵听闻消息，赶回家乡小镇。当时，纪委调查组成员正在他位于凤形村的家中，对他失女的经过进行询问——2005年4月，杨理兵的头胎女儿杨玲，被计生部门抱走送往福利院。杨家获得的简单信息，是女儿改名为“邵隆高”——邵阳市、隆回县、高平镇，后被收养在美国。
杨理兵家位于距离高平镇中心车程三十来分钟的大山上。山路因下雨满是泥泞。他的父亲杨亲政是询问对象，同时也是媒体的采访焦点。这些天，他接待了来自各地一拨又一拨的媒体。一位记者说：“您累了吧，要不休息下？”杨亲政似乎没听到，继续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重述他失去孙女的过程。
杨家的破旧超出了很多媒体人的想象。破陋的砖房，漏风漏雨。土砌的柴火灶台上，挂着不知道腌了多久的腊肉。杨亲政的两个儿子都被媳妇甩了，留下两个孙子。老人带着孩子在山上自得其乐，听到大家夸孩子漂亮，杨亲政露出了笑容。
5月11日，调查组到了杨家，询问了五年前往事的来龙去脉之后，焦点放在了杨玲的案卷材料真伪上。
纪检人员让杨亲政在一张纸上写名字，以比对笔迹。杨亲政签下字，明眼人可见，笔迹确实不一。纪检人员要把签字的纸收走，杨亲政拒绝。最终纪检人员只好留下了有他笔迹的纸张。
事后杨亲政说，这些人是要把他的笔迹拿走继续造假，“我不相信他们”。
连夜从广州赶回的杨理兵对调查组同样不信任。“我等了你们六年了，你们不来查，媒体报道了你们才来查。你们不是因为我找来的，是因为媒体来的，那就去找媒体吧，别找我。”在这种对抗中，当日下午，杨理兵甩门而去。
5月12日晚，杨理兵住进了位于高平镇的一个表兄家。从5月13日凌晨1点多开始，多名公安人员和纪检调查人员蹲守在屋门口，杨理兵开始打电话向媒体求助。当日清晨，杨理兵被扣留在屋内，禁止与外界联系，直到5月13日中午。“他们要求我必须写材料。”杨理兵事后说。
“反思”和“检讨”
高平镇计生办陈姓负责人一脸无辜地站在数个摄像机前，对媒体举着的数个“弃儿”案卷解释说：“每个人都做了调查”。他解释着一个又一个的疑点，也常常难以自圆其说。
卷入杨玲案的两个主要当事人——被指抱走孩子的计生办刘唐山，和被指做出了“非法收养”证明的村支书汪先蛟，言语中充满了不安。刘唐山急于向前来采访的财新《新世纪》记者一口否认，痛陈个人生活的艰辛和苦楚。
记者们很少看到“主要领导”。每次问起，都被答复“汇报工作去了”。5月12日，记者在镇政府办公楼会议室门口堵到难得露面的几个“主要领导”，他们刚开完调查组的工作汇报会。“我还有别的事。”在记者的追问中，领导加快脚步，很快上了轿车离开。
县纪委常委李金平说：“情况比较复杂。当时那些调查对象提供的材料，和现在提交的材料有出入。2002年，计生办工作人员最早提供的调查材料，与我们现在纪委部门找他们调查的材料有差距。那时是要计划生育，现在的背景不一样了啦。”
李金平强调，他们的调查是不带任何倾向把事实查清楚，向各级领导汇报。 “如果发现有渎职和失职的行为，就要查处。但整个过程比较复杂，调查一个人处分一个人也要根据一大堆材料，多方面调查才能处分。”
站在一旁的一位高平镇副镇长辩解说：搞计划生育，在农村，村民本来就天然抵触。
在记者采访和调查组调查过程中，镇政府领导和当时被指“抢婴”事件的参与者，都做出了“检讨”的姿态。
高平镇党委书记彭某坦言，计划生育工作从不是很规范，到逐步规范，到比较规范，是一个过程。尤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都是部队出身，比较野蛮是事实。
“应该反思什么问题呢？作为基层干部，思想工作是否做得够细？关键在于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观念。民众观念还没有跟国家的法很好对接。群众与计划生育工作是对抗的，很难做。若是完全自愿，计划生育很难执行。计生工作纳入重要绩效考核指标，对地方人口控制压力特别大。”彭某说。
刘述德认账
在杨理兵女儿被带走的相关计生案卷上，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
刘述德曾多次向记者一口咬定案卷不可能造假。 此次“邵氏‘弃儿’”发表后，5月11日、12日，记者两次采访了他。
刘述德自述，他于2002年在邻乡罗洪乡担任综治办主任。2004年2月，调到高平镇工作。2005年4月，分管计划生育工作，是组织委员。2006年2月后不再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今年3月，又开始抓计划生育。
“你是案卷负责人，有没有跟该案卷中的每个人去核实一下情况？”记者问。
“没有去一个个核实。我只是签字。我一个月签一次字。”
“你只是签字，怎么能保证不是造假呢？”
刘述德承认：“不能保证。”过会儿又说：“等调查人员的调查结果吧，该查处就查处，该处分就处分。”
记者问：“在高平镇，这种计生人员抱走孩子的事情普遍吗？”
刘答：“不普遍。农村里有极少数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伤害社会、对社会对国家造成负担，就会特别处理。”
问：“计生办为什么一定要把孩子抱到福利院？有什么激励吗？”
答：“计划生育每年有很大的压力，考核压力。计生办又不能养，只能送到福利院。”
问：“人家愿意养，能放就放一马，为什么一定要去把人家孩子抱走？”
答：“像你这么说的话，我们的计划生育国策就要修改了。我是一个工作人员，就要落实任务啦。”
问：“可这样把人家孩子抱走，你内心不觉得太不人道了吗？”
答：“吃国家的饭，就要给国家做事啦。”
5月13日，调查组在镇政府院内搭建举报受理台，上百群众陆续前来递交各种计生问题举报。财新《新世纪》记者得知，省委主要领导已作彻查此事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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