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法律，从起草到出台，历时二十四年甚至更长——不知《精神卫生法》能否在中国立法史上创造一个悲怆的纪录？现在，你要听到的好消息是，它有望在今年出台；坏消息是，它的内容仍不尽如人意。
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收治，乃是中国精神病院的操作惯例。但精神病人依然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具有浓重的权力制裁意味的“强制收治”，无疑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据报道，《精神卫生法》将作出规定，对拟强制住院的“准精神病人”，在医生诊断后，再设一道复核关，对病情做全方位的鉴定，以免因诊断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
就像死刑复核程序一样，对公民的生命权与人身自由的处置，多一道复核程序，如果不劳民伤财，自然是大快人心事。问题是由谁来复核。据看过《精神卫生法》最新草案的黄雪涛律师称，复核者仍为精神病院的医生。他们固然与诊断者不是同一人，但同在一个屋檐下，是否有纠错的内在动力呢？要知道，工作上的利害关系很容易压倒职业伦理。从法理上讲，这里完全适用回避原则，复核者至少应为其他精神病院的医生。谁敢奢望每个城市都建立一个中立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呢？
这么一说，设立复核程序的意义只是聊胜于无，并不能避免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黄律师认为草案很糟糕，不排除出现“恶法”的可能，立法还不如不立法——最后一句当然是气话。不过，二十四年磨一剑，如果磨出的法只是对丑恶现状的默许，而不具丝毫纠正与指引作用，这样的立法，惟一的正面意义就是使人们对立法者和法治前景感到沮丧。
我不认为立法者没有意识到此中之弊。但拥有敏锐的意识是一回事，能否反映到法令里则是另一回事。在中国，法律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法律问题，尤其是精神病人的被强行收治还牵扯到上访等社会现象。对精神病人的处置，凸显出一种权力思维，“强制”正是这一思维的中心词。
报道里说，是否可以考虑向一些西方国家学习，将判定一个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强制收治的权力，从精神病院手中剥夺，交给公安机关？
实际上这在中国并不鲜见，如邓玉娇案。案发后，湖北巴东警方从邓玉娇包内搜出了抗抑郁药物，便将其送入恩施州优抚医院。公安机关没有精神病人鉴定权都敢这么做，如果赋予它们相应的权力，邓玉娇们的下场，恐怕就更加不堪了。
上访者与邓玉娇们的归宿可能是精神病院，这是一些地方的公权部门对现行秩序反抗者的定性。所折射出的权力思维，其实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当你与对方交流，如果认为他逻辑混乱，缺乏常识，无理取闹等，也许会骂他一句“神经病”。尽管一句无意识的骂人话不会损害对方的人身自由，但这一时刻，你的做法的本质与巴东警方并没有什么差异，均遵行一种简单粗暴的专制主义思维。后者表现于权力，而你表现于言辞。当你判断对方为“神经病”的时候，你就是《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者。
这种思维的风行，比一部恶法的诞生还要令人惊惧。在这种思维的统治之下，我们随时可以骂他人是“神经病”，正如我们随时都会成为一些地方公权力眼中的精神病人。
所以说，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不仅在于立法，更在于祛除权力思维的流毒。后者一日不除，即便《精神卫生法》完美无缺，仍可能被弃之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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