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是外地人吗？你家有孩子在读书吗？”6月18日，北京京北回龙观交易市场，七八个身着白色T恤的家长，各自拿着几页签名单和媒体报道的复印件，挨家挨户在大市场拥挤嘈杂的摊位前询问。
2011年6月23日，北京，警察在灵境胡同地铁站口阻止家长们到教育部正门递交诉求书。这是家长们第12次前往教育部递交诉求。这一天也是他们为打破高考户籍限制而发起的教育公平行动一周年。
他们告诉这些在北京打工的“外来”商户，因为外地户籍的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参加不了高考，他们需要积攒更多的签名和支持，向政府部门表明诉求。“教育公平，以人为本。”一位家长指着自己T恤上的印字说。
有的人毫无兴趣。“我的孩子早送回老家了。”一位海鲜铺的老板摇摇手，“别来烦我，搞这个有什么用？”
也有人拉着家长的手在商铺里坐下，讲述起自家孩子在北京读书的艰辛，或是把孩子一人扔在老家的无奈。
整整一上午，家长们征集了230多个签名。不少外地家长记下了组织者的联系方式，准备加入到志愿者群组中。
至6月23日，这些家长已征集了3万多个签名。签名者绝大多数是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他们中有工作收入稳定的白领，有批发市场的商贩，也有普通的农民工。他们在北京生活工作并纳税多年，孩子却无法享受和京籍学生同等的教育条件，不但读书升学困难重重，高考更成为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根据现有政策，外地孩子必须回户籍地参加高考。不少家庭因之分居。而一些长期在京就读的学童，返乡后还要面对不同教材和试卷带来的学习压力。
6月23日，家长们第12次前往教育部递交诉求。这一天也是他们为打破高考户籍限制而发起的教育公平行动一周年。
与家长们的努力有关，北京市“小升初”政策2010年已率先破冰，外地孩子可享同城待遇，免试就近入学。而外地学生在京高考问题，也在地方和全国“两会”上屡被提起。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已有表态，“随迁子女如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调研”。
不过，政府部门对此尚未形成明晰思路，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外来学生读书难
胡杨是教育公平行动的“元老级”家长之一。她和丈夫原在新疆的一家国企工作，2003年丈夫先调至上海，一家人的户籍随后迁至上海。2004年，丈夫又因工作调动来到北京。因不堪两地分居，2004年8月，胡杨辞掉工作，带着马上就要读小学的女儿一同来到北京。
2011年6月23日，北京，警察将递交诉求书的家长们带上警车拉走。
一家人所面临的头号难题，便是孩子上学。按当时政策，外地户籍的“流动儿童”，原则上应回户籍地接受义务教育；只有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才可申请到北京市的中小学借读。与之相应，家长需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等多份证明文件（通常简称“五证”）。
2004年，北京市开始免收借读费，但非京籍学生仍面临诸多不公平待遇。例如，他们仅有临时学籍，学校不予办理转学手续，也不予办理在京升高一级学校的报名手续。
由于很多家长很难做到“五证齐全”，孩子要想进入公立学校，仍然要缴纳各种名目的赞助费。即使能够提供“五证”，是否接收仍由校方定夺，“没有名额”乃是最为常见的托辞。想要给孩子争取一个学位，家长只能各自想办法。
正因为这些或明或暗的门槛，直到2010年，北京都还有30％左右的非京籍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
胡杨带着孩子，先去了海淀区的某所小学，校方明码标价，需要交纳2万元的“赞助费”。胡杨索要收据，质问收取赞助费有何依据，对方回答，“校长愿收多少收多少”。胡杨愤然离去，又找到了对面一所小学，再三还价，这所学校要求她每学期多交200元。
为了这200元的赞助费，胡杨找过媒体，没人理睬；也找过教委，却反被教育：“200元你还嫌多，你们外地人不要太折腾了。”胡杨至今对这所小学领导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你们外地人，就是喜欢到处告。”而在胡杨心目中，“有不合理的就是要告。”
外地人的标签，时时刻刻贴在她的孩子身上。学校一个年级四个班，京籍孩子在前两个班，配备最好的老师；外地孩子在后两个班，最初的老师甚至没有教师证。孩子在学校不管成绩多好，也很难和本地孩子一起评优、参加各种活动——因为京籍孩子拿到“三好”升学能有优待，外地孩子一般读到初中就要回老家，将“三好发给外地生无外乎浪费名额”。
到了2009年，孩子即将升入初中。“小升初”又成为胡杨们的一道门槛。考虑到以后高考的限制，孩子迟早都要离开，与其在北京缴费读一所质量不佳的初中，不如早日回上海，享受户籍福利，读一所好初中。
再三考虑后，胡杨带着孩子去了从未生活过的“户籍地”上海。夫妻在京沪各自租房，日常开销巨大。丈夫也放心不下，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京沪两地来回奔波。想到未来的若干年一家人都要如此分居两地，胡杨感到难以接受。
一次，胡杨偶然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和另一位外地家长共同撰写的《关于非北京户籍子弟上学权利的呼吁信》。她根据文后的联系方式找到了这位家长，后者告诉她，“政策一定会有松动”。胡杨于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
“小升初”破冰
然而，事情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在一些学者的支持下，胡杨邀约几位家长，就小升初不分户籍进行电脑派位的建议征集签名，以此为依据，再去和教委沟通。
“我是硬着头皮上。”胡杨说。当时女儿班上开始发放小升初的“学生信息卡”。全班学生中，外地户口的女儿和另一学生没有拿到。女儿回家，满脸憋得通红，流着眼泪问：“凭什么没有户口就要低人一等？我不能和大家一样上初中，就是因为我没有户口。”
于是，胡杨和当年在孩子校门口认识的两位家长兰桂、小赖一道，开始前往批发市场、小区菜市这样一些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征集签名。
签名活动一直持续到4月底，三个家长，一共征集了2200多个签名。每得到一个签名，胡杨便说，“我代表这些孩子对你们表示感谢。”
签名越来越多，胡杨和兰桂拿着签名簿，前后八次到北京市和海淀区教委递交建议书。也有不少通过签名而认识的家长加入她们。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被作为上访访民对待，止步于信访或是保安室，但也争取到了和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的机会。
和官员们的“沟通”，常常会演变成辩论，很多问题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家长们的诉求究竟有多少能为政策制定者所接纳，他们心里没有底。
意外的是，北京市教育新一年的升学政策2010年4月13日出台，其中提到，“学校应首先接收服务片内学生，保证本片内每个应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新学年开学时都能够入校就读，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失学”。
2010年5月，各区县教委陆续公布2010年小升初政策，非京籍学生不仅能和北京学生一样参加“电脑大派位”，而且还首次享受“推优派位”、特长生选拔等权利。
这样的变化，让家长们欣喜若狂。2010年6月，胡杨的女儿拿到了电脑派位的信息卡，最终被派到了一所还算不错的公立中学。
挑战高考
“小升初”政策破冰，让家长们颇为兴奋，但新的焦虑很快又出现了。
“初中上了，但三年之后，还有高中。就算能在北京读高中，高考也得回老家。”兰桂对此深有感触。
她的大女儿，便是在高中环节被送回了四川。在老家孩子并无学籍，仍须借读，一年要交1万元赞助费。而家中早已无房无地，女儿一人在学校无亲无故，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孩子每天哭着打电话要回家，成绩一落千丈。兰桂一年后还是把孩子接回了北京。但最终，大女儿也没能参加高考，读了一所民办大学的专科。“高考的户籍制度不打破，没有户籍的孩子们都将面临我女儿这样的困境。”
有学者将这些同样境遇的外地家长聚拢，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素不相识的家长达成共识：要继续为孩子的未来而努力。多次讨论后，他们拟就一份建议书，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诉求。其一是呼吁打破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按照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并提出以“居住证+学籍”或者“多年纳税证明+学籍”的具体标准；其二则是避免打破户籍限制后的“高考移民”，实现全国高考统一命题、重构分省指标的招生制度。
这批家长也形成了教育公平行动中相对核心的团队。他们总结“小升初”政策推动中的得失，拟定了行动章程和计划，对主要的活动进行捐款，并就宣传、财务等方面做出了初步分工。
新一阶段的行动很快启动，家长们建立了“我要高考网”，并组建起QQ群。通过媒体了解到教育公平行动并希望参与其中的家长们，都可以加入到QQ群组中。当前，教育公平行动已经有了18个群，近千名家长在这里进行讨论，建言献策。各个群中比较活跃的家长，则作为管理员，由他们组成“理事会”，每半个月碰头开会，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对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策。他们最主要的活动，便是让更多的家长在建议书上签名，扩大影响面，争取更广的支持。
“我不能只享受便利。既然加入了这个行动，我自己也应该去做点什么。”网名为“彩虹”的家长，便是通过媒体，知道有这样一群人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努力，进而加入到群组中。每周，群组管理员便会发布周末进行签名活动的时间地址，有空的家长自愿报名参与。
2011年上半年，上海、深圳和广州也陆续有家长加入了教育公平行动的队伍。不同区域间的家长通过网络交换经验和政策动态，他们也在本地开展起类似的活动。
遭遇玻璃墙
家长们认为，征集签名、扩大影响面，最终目的是让自己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去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推动制度改良。
然而，这一对话的通道并不顺畅。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公民参政议政最基本的途径是通过人大代表表达诉求。2011年地方和全国“两会”上，家长们动用各方资源，联系了多位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们将家长的诉求形成议案向上递交。不过，与中国人大制度困境直接相关，代表们的议案，最后往往被转换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并不进入大会讨论议程进行审议，更难进一步获批形成法律或公共政策。
2011年4月7日，家长们收到了北京市教委将人大代表议案作为“建议”处理后的回复。北京市教委表达了破除户籍限制后导致人口无序流动的担忧，承诺要尽快提出京外户籍人员子女在京参加高考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答复让家长们很不满意，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政府部门的敷衍。
不过，“两会”也为家长们提供了舆论平台。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教育部部长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表态。这样的结果已让很多家长感慨“来之不易”。
“两会”之后，媒体聚光灯散去，一切似乎又恢复原状。在教育部部长和北京市教委的承诺后，具体的行动却迟迟没有下文。家长们希望得到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希望能就具体的措施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沟通。
因此，他们行动的第二大内容，便是每月一次前往教育部，递交万人签名册和建议书。然而，每次家长们都被作为集体上访来接待，迄今为止，他们也未能接触教育部学生司的负责官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每次精心讨论、修改的建议书和调研报告，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花时间读过。”一位家长对教育部的态度表示不满。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部门在颁行新的公共政策前，极少数会向公众征求意见。除了“接访”，也无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直接对话的制度平台。尽管家长们主动去和维稳、公安部门沟通，要求就他们组织的研讨会或签名活动进行备案，但也会遭到对方的拒绝。
进入6月，又一年高考结束，新一轮高考拉开序幕。一些孩子不得不回老家备考，还有一些孩子则已经出国。
也有很多家长不愿放弃。“即使我的孩子回老家去了，我还要继续参与这边的活动，推动社会进步。”一名家长说，“我是一个妈妈，更是一个公民。这个制度不公平，教育不公平，正是作为一个公民，我才要去推动它的改进。”网名为“知行”的家长，他的孩子才刚刚满周岁。“如果我们都不努力，没有人去推动这个事情，那等我孩子高考时也不会解决。”
尽管每一次集体活动，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家长们准备继续每个月都向教育部门递交诉求，直到合理的政策最终出台。同时他们也计划在法律框架下寻求突破点，希望找到合适的案例进行司法诉讼。“即便这件事和我孩子的切身利益没关系了，我也要继续下去。”胡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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