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长江日报》评论员
如果一个社会法治不彰，人人都可能成为弱者，而且因为变成弱者，被视为社会的威胁。贵州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万昌，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这几天见诸媒体的报道说，这名前任官员，已成为六盘水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带着妻女进京上访。他上访的原因是，其女儿2009年1月在贵阳被强奸，她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案件至今调查无果的原因则在于，被指认的强奸者是贵州省政协常委周世立，周是拥有八家企业的贵州青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集团名下拥有的矿石资源就多达4亿吨。贵州省委一名负责信访的官员曾向上访的受害者母亲表示，周的能量很大。
有人从中读出资本和政治光环的凶猛。不过，现在的媒体报道信息，毕竟只是“一面之词”。女儿被强奸、指认案犯、立案后调查无果、上访后成“不稳定因素”，都是田万昌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确认周世立就有强奸行为。
据报田万昌“主抓六盘水公检法工作多年”，其妻则“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应该对执法之规则与潜规则都有透彻了解。又据称，其女儿收集了充分的证据才去报案，而且录音材料还显示周世立向当地政要行贿。所以，田万昌举家上访，应是怀疑最初调查的认真程度；他们应是相信有关方面真去调查，就应有结果。
然而，按照“正规途径”，“调查无果”是由不得田万昌接受不接受的。贵阳警方可以说，事情仍在调查，所以田万昌应该做耐心且无限期的等待；或者可能说，经调查没有获得足够证据，办理结果也已经通知了田万昌。这样，田万昌就不应再怀疑。
我想，田万昌“主抓六盘水公检法工作”期间，定然面对过同样的情况，只是现在，这样的情况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人，田万昌无法接受女儿被强奸而凶手不被处理；但作为一个公民，如果他不接受“调查无果”，就会成为“不稳定因素”，一旦有维权的行动，就要承受“危害稳定”的后果。
作为父亲的田万昌，与作为公民的田万昌，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作为父亲，他必然要追究女儿被强奸的真相，使正义得以彰显。作为公民，他却不被允许“不稳定”。事实上田万昌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官员。作为官员的田万昌，将会被要求“带头维护稳定”。田万昌夫妇都曾是“维稳干部”，大概也了解“调查无果”会在哪些情况下产生，但如果他们不肯接受“调查无果”，那么，要么他的权力大到能够扭转体制的结论，要么他就得被曾经所在的体制视为对头，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命运将与普通公民没有本质区别。
“人性”、“公民性”、“官性”之中，每个人首先是人，保有人的情感，要求人的权益。“公民性”则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特性，它或为保障人的权益而存在，或被异化为无尽的遵命义务。至于“官性”，任何社会基本上体现为科层结构下的服从，只是程度有轻有重而已。
必须承认，人一旦开始上访，一旦表示不接受某种安排，他也确实就是“不稳定因素”。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相对于秩序的安排，不归顺就是一种破坏。这就是说，他们认为，一个人主张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或者写在法律上的公民的权利，他就很可能被有些人视为麻烦制造者。只是，“不稳定因素”的制造机理是什么呢？
贵州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万昌的经历值得深思。与其说这事说明了官员上访居然如此艰难，也得感慨对方“活动能力太强”，不如说这说明了一个官员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被毫不犹疑地抛出得利群体。这显示出法治不彰的体制的硬度，以及其围网的精密，谁触犯谁倒霉，哪怕你看上去权倾一时，哪怕你确曾有汗马之劳。这一点，我们既能从普通上访人员的遭遇中得见，也可以从去年湖北省某副厅级官员夫人被“维稳”的故事中得见，也可以从田万昌的经历中再次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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