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骂腐一边羡腐腐败文化渐成滋生腐败土壤

　　腐败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个别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模式之中,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个别人接受或默认的价值观。当前出现的“炫腐”和“羡腐”现象,就是“腐败文化”的典型表现。如何铲除“腐败文化”,树立廉政文化?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思考。

　　一个“炫腐”微博,近日受到网民极大关注。这个看起来像随手日志的微博中,既有过节收礼的记录,也有工作感想,甚至还涉及官场人际关系,十足一份“官场生态记录”。

　　有评论人士认为,看了其中的几条微博,与其说这是官员“曝腐败”,还不如说是官员“炫腐败”。

　　虽然目前无法认定此微博是恶搞还是真人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公开炫耀腐败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而在不以腐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腐症”背后,似乎游荡着某种“文化”魅影。

　　“目前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腐败文化’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任建明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近年来全社会从上到下为什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其实针对的就是客观上存在的一些腐败的文化。”

　　“腐败文化”确实存在　　

不久前,有报道称,“有茶叶企业宣称要将一款信阳毛尖打造成面向公务消费市场的新的‘茶奢侈品’,售价每斤13万元”,随即引来轩然大波。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发现,此前西湖龙井每斤售价曾达18万元,早已引起不小的争议。同时,信阳毛尖的销售商表示,这一奢侈系列在河南公务消费市场中很受欢迎,“茶奢侈品”更多被定位在礼尚往来及公务政务消费。

　　由此,有评论称,廉政是当前中国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直接涉及到政府的信誉。当然,廉政必须有赖于严格的监督。但是,信阳毛尖的天价,不仅不怕监督,而且公然对廉政进行挑战。

　　腐败不仅可以被“炫耀”,甚至还可以成为“资本”。

　　据媒体报道,江苏睢宁有个名叫孙峰的骗子,先后以帮人“调动工作”、“撤销网上追逃令”等为由,骗钱骗色,屡屡得手。这个骗子自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正在狱中服刑的落马贪官的儿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每当他曝出“我爸是贪官”的猛料时,一些受骗者竟对他青睐有加。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有人一方面鄙视行贿受贿,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中分一杯羹,“这就是所谓的从众心理,大家都觉得很‘脏’,但是不同流合污的话得不到任何便宜。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一边骂贪官,一边又寄希望于通过腐败能够捞取更多好处”。

　　任建明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因为“腐败文化”的影响,不仅在社会产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事情,而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安徽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拒绝了各个部门官员礼节性的送钱,但结局竟是‘拒贿’让这个官员在当地做不下去了。这个例子说明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确实有这样一个环境存在”。

　　任建明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比方说,一个企业或者是地方有关部门并不是有特定目的性的给上级有关部门送礼,而是要建立关系。这种情况可能各个部门都有,这种事情一旦被谁说出去,说出去的人就成了异类。同时,各个部门的人也会琢磨,为什么这个企业要送礼。我们都有,那分管领导、分管部门可能拿得更多。”

　　“想廉洁”要勇于舍弃

　　波折,这是余天对于自己仕途生涯的一个概括。

　　“其实我算是为‘想廉洁’付出代价的人吧。”余天(应采访者要求为化名)今年58岁,快到退休年龄,这几天刚刚卸下目前任职的一家三星级酒店总经理一职。

　　从“一把手”退居二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有些沮丧,但在余天看来却是“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的自在畅快。

　　曾经的余天可谓是意气风发,令人称羡。大专毕业后,经过十余年的历练,余天进入一家四星级酒店任总经理一职。

　　“一开始,我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面临很多‘抉择’。”回忆起这些往事,余天苦笑了一下,因为他曾经任职的这家四星级酒店地处繁华地段,所以是婚嫁宴请的绝佳地点,“我作为总经理,掌握着各种费用的‘生杀大权’,只要是我一句话很多费用都可以免,这些‘规矩’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但是如果都这么办,我开了‘口子’那就很可能‘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一般都是公事公办”。

　　就这样,在余天看来,酒店在他的经营之下业绩稳步上升,一切井井有条。但与此同时,他也明显感觉到,“‘上面人’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公款吃喝人家不在乎,要是私人宴请我也最多是打个折,但折扣不会很低更不可能免单。诸如婚嫁等场合,也是和老百姓差不多的价格,这样下来,谁能高兴?”余天告诉记者,曾经也有业内的好友劝过自己,“他们开玩笑地说,不要我那么‘革命’,要为自己考虑。但是我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升迁,而去拍那些‘马屁’,牺牲酒店的利益”。

　2006年,一个“机会”降临。“当时上级找我谈话,让我到省外的欠发达城市协助当地酒店业的发展,两年之后回来不但给予我30万元的奖励还有升迁。”余天说,当时一家三口人还是住的一个80平方米的房子,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也需要钱,“最后我接受了任命”。

　　令余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三年半,而在这期间因为有了30万元的保障,妻子把老房子卖掉在远郊换了一间130平方米的房子。

　　“但我回来后,上级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没有兑现30万元的承诺,我也被‘发配’到了现在这家三星级酒店任职。”余天说,当时的境况真的不敢再回想了,“要还房贷,要供儿子上学,压力真的太大了”。

　　对于自己的遭遇,余天至今仍表示有些稀里糊涂,“我从业界的朋友们处得知,大概是因为当时我在四星级酒店的时候不懂得‘为人处世’公事公办得罪了某些领导,所以……”

　　“仕途的波折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想廉洁’为我带来了某些负面效应。”余天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不得不说,现在上至中央下至基层都在反腐败,但是潜藏在社会氛围中的这种‘敌视’廉洁、视腐败为正常现象的观念却似乎越来越普遍。”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像原来四川省犍为县的一个县长受贿,但在受审的时候这个县长表示自己是‘不得不受贿’,他说自己也曾忐忑不安地向上级领导请示如何处理别人送来的钱,上级领导说‘既然送了,那就收下吧’,这个县长当时就明白了,上级领导也拿了钱。”任建明表示,“虽然可能会有很多人批评这个县长是在为自己狡辩,但这里面确实反映了很多现实的问题。”

　　如何纠正“笑贫不笑贪”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注意到,且不说一些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岗位,就是一些曾经的清净之地也开始受到这种腐败文化的影响。

　　人称“发死人财”的广州市花都区殡仪馆原馆长黄燕玲,于2004年8月至2008年6月,在购进棺木、火化用品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以货款的10%作为回扣,先后多次收受供货商贿赂共计人民币90.918万元。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更是语出惊人:几乎每个工种都有“利是”收,一天至少几百元。整个行业都这样,吃回扣不能避免,被不被抓得看运气。

　　与此同时,在这种“腐败文化”之下,各类贪腐的托词也应运而生。

　　“我曾经告诉自己,‘水至清则无鱼’。如果我独树一帜,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

　　这些话出自四川省原眉山市副市长余治平。2002年至2009年2月,余治平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受贿赂338.5万元、价值3.7万元的手机一部、住房花园绿化费1.1万元。2010年8月14日,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余治平有期徒刑13年。

　　任建明对记者说,由于“腐败文化”的存在,甚至出现了“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之类的话。也就是说,个别官员看到的就是权力背后可以腐败,可以迅速发家致富,可以换取好处,而这种观念恰恰反映了文化层面,也就是“腐败文化”的存在。

　　“对于目前存在的一边骂贪官一边找门路的现象,我们不要给予过多的分析,因为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任建明说,“需要强调的是,只要有决心,有正确的战略,再加上教育,‘腐败文化’是可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