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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执掌人大 成习李“定海神针”

北京时间3月14日,经中共中央先行拟定及人大选举后,中国国家机构最高领导人相继出炉。不出外界所料,中共7人常委中排名第三的张德江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执掌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张德江与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均有知青经历,从政以后亦是一路飘红。张德江与其他中共高官相比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曾先后主政吉林、浙江、广东、重庆四个省级行政区。由此彰显了他主持和稳定一方政局的能力。而且他也因此多次临危受命,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此番张德江接受中共党内安排,执掌在法理上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显然将再次为中国政坛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为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改革大局保驾护航。不仅如此,张德江任期内中国人大这一长期被空置的重要国家机构也有望在中国政治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功用。

从学校到官场的知青

自张德江在中共十八大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并且在7位常委中排名仅次于习近平与李克强后,外界即猜测他将接任吴邦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全国人大在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中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近年来,全国人大委员长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并且排名位居前列。如乔石排名第三,李鹏与吴邦国均排名第二。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及其委员长在中国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人士认为,此番张德江进驻并执掌全国人大,一方面仍将扮演“定海神针”般稳定大局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更需主持带领人大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张德江1946年生于辽宁,不过其具体家庭状况至今不明。有传言指出张德江的父亲是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被称为“炮兵鼻祖”的中共高级将领张志毅少将。也有消息称张德江曾亲口提到他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

张德江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三人早年经历十分相似。1968年,张德江在习李王之前首先响应中共领袖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前往吉林省汪清县插队劳动。四人均在农村担任过低级别职务。数年后,四人又先后被推荐或考入中国高等学府深造。其中,张德江进入吉林省延边大学学习。由于表现突出并且在学校涉猎朝鲜语,又被派赴朝鲜留学。在之后中共的政治安排及官媒的口径中,朝鲜留学经历成为张德江的闪光点。除此之外,他的知青经历也被官媒大写特写,并将其解读为张德江吃苦耐劳、深知民间疾苦、对老百姓怀有深厚感情等。

从地方大员到救火队长

通过张德江的履历来看,虽然他曾被下放至农村并且在学校多年,其职位上升速度依然十分迅猛。1983年,37岁时的张德江走出校园便担任中共延吉市委副书记。1986年被调入中央出任民政部副部长。之后又被派往吉林地方,并逐渐升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之后,张德江仕途一路飘红,再任浙江、广东省委书记。2007年,张德江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于此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工业、能源、电信等,同时兼任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在2012年空降重庆,第四次主政省级行政单位。

与其他中共高官相比,张德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政地方经历多、经验丰富。他已先后执掌吉林、浙江、广东、重庆四地大权。这四个省级行政单位差别极大,既有北方农业大省吉林,也有东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还有南方改革开放排头兵广东,后来又加上了西部省份重庆。这些省份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呈逐次递增之势。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张德江政治地位的不断跃升。

有观点指出,正是由于张德江主持和稳定一方政局的突出能力和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多次在遇到棘手事件时将张德江推到前台化解危局。张德江多次临危受命后也被外界媒体赋予“救火队长”称号。2011年利比亚战事趋紧,张德江在12天内将3万余名中国公民从海陆空多种渠道安全撤回中国。据传,同一年温州高铁追尾事故发生时,中共高层各方正在北戴河为十八大换届人选激烈博弈,张德江被授命负责处理高铁事故,直面中国民众的质疑和声讨。另外,在2012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引发中共政坛地震的敏感时刻,张德江再次被中央紧急空降至山城重庆,数月内拨乱反正,稳定了地方政局,而且将重庆引向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不过,与张德江仕途的康庄大道同时存在的是层出不穷、而且至今仍未定论的争议。有观点曾指出,张德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仕途攀升之际,正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争取和巩固自身权力之时,张德江正是受益于江泽民个人的厚爱和关照。而且,张德江在主政广东时处理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东洲事件、南方都市报事件等过程中均备受外界质疑。另外,在负责处理2011年温州高铁追尾事故中,张德江被指下令停止搜救遇难乘客,而安监局及后续官媒均表示他曾下令制止残骸掩埋。

尽管争论不断,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张德江的升迁。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张德江本人极其清廉,这些事件对于中共官员来说并不算是过于刺眼的污点。政治上过硬、有足够的资历、性格四平八稳,使得张德江成为中共高层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的最佳人选。

张德江或成习李“定海神针”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换届和权力交接已历时四个月仍未完成,期待已久的中国全国两会也终于进入正戏。在中国现行宪法的定义中,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最高负责人的换届也应当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是自其诞生起便一直受到中共直接领导和控制,因而在政治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成为中国政府宣称的政治民主的装饰和点缀。坊间曾戏称中国人大代表是“四手代表”,即“走访选民握握手、听听报告拍拍手、选举表决举举手、大会闭幕挥挥手”。
全国人大委员长是全国人大的最高领导者和第一负责人,其职位相当于某些国家的国会议长。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家机构建设以坚持中共的唯一领导为基础和核心,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一职没有实权,而且由于该职位一向由中共高层党员担任,这位高层党员为中共的利益考虑往往借由全国人大的最高立法权从法理和程序上保障中共的一党专政。如张德江的前任吴邦国在任期内提出的“五不搞”理论,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虽然政治方向“正确”,但是引起外界广泛质疑。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尤其是国民智识的提高,中国人大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国人大为证明自己的广泛代表性,需要及时吸纳新的社会成员,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变化也会因之融入进各级人大。敢言能言的代表越来越多,一些触及中共体制弊端的提案也不断出现。虽然全国人大至今尚未出现过否决国家级、国务院各部门工作报告的情况,但是在省级以下人大已经多次发生人大否决工作报告等事件。近几次全国人大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报告的投票率也只有75%上下,并且出现了较多否决票。


改革开放30余年来,自邓小平、经江泽民、胡锦涛以至习近平,中国的法治建设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一方面,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现实要求愈加紧迫;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已多次表态将力行依法执政,建设中国法治国家。在此背景下,中国各级人大也将逐渐实现应有的功用。
分析人士认为,能力突出、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张德江主持中国人大工作后,主要任务便是为习近平、李克强领导的中国未来国家建设起到安邦定国、稳定大局的作用,成为其改革和新政的“定海神针”。除此之外,出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要求,张德江还应当适时努力加强各级人大在国家建设中的功能作用,为中国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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