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对外战略新思维

一、趋利避害应对外部环境新变化

综观21 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外部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刻影响。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缓慢，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去杠杆化”仍在持续，美国“财政悬崖”、欧洲债务危机都远未解决。伴随结构调整的波动与阵痛，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最近塞浦路斯银行业挤兑危机暴露了欧元区分裂的存款担保体系与其货币联盟的内在缺陷，深层矛盾仍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金融监管体系的参差不齐。这无疑为欧洲经济复苏增添黯淡。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中国经济难以一枝独秀，增速明显放缓。与本世纪第一个10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下降。2012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7.9%，比2003年至2011年平均增幅下降13.7个百分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各国加紧抢占战略制高点。虽然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GDP占全球10.4%，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球10.1%，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总体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第二，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区域自由贸易体正在形成。经济低迷与贸易保护相伴而行。一些国家为促进就业，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投资壁垒。尤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投资审查大量增多。去年，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密集遭遇贸易摩擦，美国征收最高250%的反倾销税和16%的反补贴税，欧盟也发起反倾销并酝酿反补贴调查。一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屡屡受阻。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增长迅猛。欧盟区内部贸易额已占66%，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53%，美国40%多贸易额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2月14日，欧盟与美国共同宣布，将于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至此，美国将在西太平洋以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依托，在大西洋以美欧自贸协定为依托，形成由其主导的两大自由贸易区。同时，欧盟与日本也将于今年4月开启自由贸易谈判。美欧、欧日自贸谈判将制订新规则，必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深远影响。

第三，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中美经贸互补性下降。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从金融、房地产等部门回归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和出口。2010年、2011年美国出口分别增长16.6%、17%，其中，矿物燃料、汽车及零配件、发动机、通用机械、塑料、有机化工、光学仪器与医疗设备、钢铁等重要制造业出口比重超过70%。今年1月美国制造业PMI上升至55.8%，创近9个月新高，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把海外工厂迁回本土。奥巴马总统誓言：“要让美国成为吸引新就业岗位和制造业的地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美国制造业强劲增长使进口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并增加向中国出口。中美两国产业重合度上升，贸易竞争性增强。

从外部政治环境看，第一，西方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对中国构成长期压力和挑战。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推行“普世价值观”作为全球战略的核心。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反恐成为首要任务，此后10年中美关系大体平稳。以2011年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为转折点，反恐战争基本结束，加之中东地区发生剧烈变革，美国对外战略重新回到以推行价值观为核心的轨道，强调人权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然而，美国集中力量反恐的10年，正是中国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10年。2011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利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经济，也使西方政治与价值体系遭到质疑，西方国家由此陷入战略焦虑：既坚决排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又对“中国模式”所产生的奇迹感到震惊和恐惧；既需要借助中国经济克服自身危机，从中国发展中获益，又忧虑中国发展过快、超越自己；既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又担心中国话语权增大，发挥主导作用；既想阻止中国发展势头、至少使中国发展放慢，又避讳公开“遏制”中国。这种矛盾心态，使其对华战略和政策更加错综复杂。有学者预言，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将在人权、西藏和售台武器等问题上对中国更加强硬。前不久，英国政府内也有人主张，要继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加外交压力，并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对话接触加对冲（Hedging）遏制的双重战略和两面政策，在对话接触中实施对冲遏制，在对冲遏制的同时保持对话接触，并混合采取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战略手段。其中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竞争和冲突，本质上仍是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根本对立。正如西方战略家所言，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仍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市场经济集权政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将是长期的、尖锐复杂的。虽然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因中美经济利益加深而受到内在牵制，但很难通过经济合作与利益分享而弥合，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由此带来的战略压力可能伴随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第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客观上制衡中国崛起。2011年10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宣布“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在更加关注亚太地区”；“我们不仅是亚洲的一个常驻军事和外交大国，而且也是一个常驻经济大国，并将长期留在亚洲”。美国称其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强调，这一战略不针对中国，不是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但无论美国如何解释，几乎所有国际舆论都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而来，是对冲、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近两年，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密集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更使中国确信这一判断。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使亚太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国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直接导致了美中战略互疑加深。

第二，一些国家依据所谓“国强必霸”逻辑，质疑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渲染中国威胁论，公开主张围堵、遏制中国。近年来，某些国家多次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快、支出不透明，认为中国军力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中国军备快速现代化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尤其日本更是大造“中国正在快速扩大军备”的舆论。201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监视活动升级，将日本与菲律宾的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日本还大举进入缅甸经济，企图截断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战略要道。中国一再郑重声明，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但并未得到有关国家善意回应；中国越强调和平发展，某些国家就越强调中国威胁，并刻意在中国周边编织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包围圈，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极力想使中国陷入战略困境，威胁中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