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的她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12年，在总是微笑的脸孔背后，她受的苦、她的委屈、她对生活保障的焦虑无可避免地扭成了一个郁闷的心结。
于是她要打这样一场跨国官司。要经济赔偿，也要一个说法。
“现在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一个危险人物了。”桑兰坐在轮椅上，带着有些调侃的口吻。距离她在1998年的美国友好运动会受伤，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十二年间，中国体育成绩与GDP一起急速向上。北京奥运中国队收获51枚金牌，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女子体操团体金牌。这在运动员桑兰的时代，大约是最狂野的梦想。
宏大时代之下，桑兰显得如此瘦小而随波逐流。她因摔伤事件一度被推上神坛、被打造成家喻户晓的“微笑天使”，成为张海迪以来最有名的残障人士，人们一遍遍传颂她的乐观、坚强和自信；但近年桑兰却渐渐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在“保姆门”、“轮椅门”等等事件中饱受非议。
今年8月初，她在微博上接连发文，除了表露出诸多不满，也表明她准备将导致自己受伤的友好运动会组织方和国际体操联合会告上法庭。
如今，不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的她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麻烦制造者”，“我觉得我受伤这12年，像经过了24年。”桑兰说。
“有人撤垫子，不怪我”
中国代表团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基本认定受伤事件是桑兰的 “意外”，并未提及任何干扰或环境不安全因素。
桑兰今年29岁。她的生日是6月11日。“倒过来就是9·11”，她笑着说。
对于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女孩，17岁，生活才刚开始，或许，还要一场甜美的爱情。
但对于桑兰从5岁就开始练体操，17岁已是退役前的“晚年”。
“友好运动会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桑兰当时算是“国家健将”，按照政策，可以免试去北京体育大学读书，她也清楚，如果能在友好运动会拿到奖牌，她就有可能参加1999年体操世锦赛，如果再拿奖牌，就可以以“国际健将”身份退役。如果夺冠，则可以升至“世界冠军”，不但可以提高退役后谋职的资本，甚至还可以进北大、清华。
赛前一天晚上，桑兰没留意，酒店在每个人的枕头上都放了小小的一块巧克力。结果，巧克力被她坐“化”了，全部沾在屁股上。事后她回忆，那是一个“不祥征兆”。
1998年7月21日晚上6点刚过，纽约，长岛体操馆。桑兰选择了已完成过千百次的简单动作“手翻转体”来热身，她顺利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决定再来一次。
那时的桑兰不知道，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奔跑、跳跃和腾空。
一同来参加比赛的桑兰队友孟菲，正准备高低杠比赛，大约有100米远。她突然一转头，才发现好多人围住那边。“听说桑兰摔伤了，但那是在赛前，教练不让我们过去，怕有情绪影响比赛成绩，就说‘没事没事’，”孟菲说，“后来很久才知道她站不起来了。”
桑兰的头部着地承重，当场倒地休克。她的第六、第七节颈椎错位挫伤，伴随完全性脊椎神经损伤，胸部以下从此失去了知觉。
7月22日下午4点左右，桑兰的爸爸桑史盛就接到了宁波市体委的电话，轻描淡写地说，“桑兰受伤了”，让他们准备去美国。这让桑史盛心里一惊。
桑史盛夫妇回忆，到北京后，体育总局的领导们说，“放心好了，桑兰当时昏迷，但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他们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总之我们就被蒙在鼓里。”桑史盛说。
孟菲是桑兰在国家队5年朝夕相处的队友。比赛后的第二天，她来到纳苏医疗中心的病房看望桑兰。她和大家一起鼓励桑兰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桑兰含着眼泪对他们笑。隔天，孟菲随队回国，大约几个月后，办理了退役手续。
她说，一方面是年龄问题，另一方面桑兰受伤多少有些影响。“我的父母也都担惊受怕起来，让我别练了。”
桑兰受伤后，大多数报道引用了当时中国体操队领队赵郁馨的叙述，即桑兰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练吗？”
但12年后，桑兰对南方周末记者矢口否认这件事。“我第一句话说的是，‘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
实际上，自1999年起，桑兰多次公开声称，当她助跑加速，在达到最大速度时发现，有一名教练探身，准备拉动地上的垫子，她受到干扰，才导致瞬间犹豫、注意力分散，最终动作变形。
当时，中国代表团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基本认定受伤事件是桑兰的“意外”，并未提及任何干扰或环境不安全因素。更多的是，中国代表团“感谢美国朋友对桑兰的关心与照料”以及“中国选手将继续认真投入比赛”。
“天使”的脆弱
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提到撤垫子的人——桑兰口中的罗马尼亚教练，她用的字眼是“恨”——她说她恨得“牙都咬得咯咯响”。
12年来，这段历史在她心间生长、发酵，始终难以释怀，即便她被塑造成举世闻名的阳光天使。
她成为第一位在纽约帝国大厦主持点灯仪式的外国人。克林顿和萨马兰奇都给她发去了慰问信；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和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等政要也纷纷前往看望；美国《人物》杂志将她评选为1998年度英雄，ABC电视台著名栏目《20/20》播发了桑兰专题片，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出现于该栏目的中国新闻人物……
那时起，桑兰被紧紧地贴上了“坚强”、“乐观”、“勇敢”、“阳光”等一系列标签，“微笑天使”成为她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若干年后，一旦她开始表露任何不满，总会有人如同“受骗了”一般，惊讶地说，你变了！
如今，就像其他很多轮椅上的人一样，桑兰打出租车时连连被拒载。“微笑天使”的面孔没给她太多帮助，那些出租车司机更在意的是搬卸轮椅耽误的功夫，或者轮椅可能把后备箱的油漆磕掉。
“桑兰是个名人，可她的名是虚名，没什么用。”桑兰的经纪人黄健说。
当光环渐渐褪去，桑兰更多要应对的，首先是生活的琐屑。
比如最基本的上厕所。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大便则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桑兰的身体比别人“脆弱”得多。她怕感染，所以要求保姆帮她导尿时必须用硫磺皂洗手；在外面工作时，则最怕长时间憋尿——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录制大型节目，桑兰一连12个小时没有办法导尿。“头也疼了，血压也高了，本来单眼皮都会变成双眼皮了。”
财务问题同样变得日渐现实而棘手。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体育局各赔付了桑兰20万元。除此之外，就只有浙江体工队为桑兰支付的每月1600元工资，另加600元保姆费。
可是，桑兰目前聘用的保姆，每个月就要2700元。
桑史盛说：“别人总以为我女儿是国家全包了，车子房子也发，我气都气死了！哪里有嘛？”
桑兰在美国的监护人、中国体操协会某名誉主席曾经承诺，她在国内的投资企业将承担“桑兰今后的医疗、康复、生活、教育和就业的一切费用和责任”。
但让桑兰和黄健失望的是，资助人在桑兰回国大约一年以后，就渐渐撤出了为桑兰支付的费用，很快，就完全不再资助。“套用郭德纲的话就是，‘说大话，使小钱’。”黄健说。
好在医药和诊疗的费用绝大部分可以由当年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上的保险来支付，但学费、生活费，则统统要靠她自己来赚取。小时候在体操队衣食无忧的集体生活，像是在梦里。梦醒了，她必须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真相。
在结束星空卫视的电视节目后，桑兰还在新浪网做过“高级经理”，合同一直到今年到期。此外，她还写书、策划情景剧，也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坦白说，收入比一般人好一点，”经纪人黄健说，“但以后怎么办？她还能这么工作么？看她的身体状况，别说老了怎么办，5年以后她的身体都不好说。”
12年，没变的是她依然瘦瘦的身体。微笑也好，痛恨也好，她始终没能再站起来。更糟的是，她双腿的肌肉已经出现明显萎缩。
麻烦制造者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回国后，在当时的残联主席邓朴方帮助下，2002年9月，桑兰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北大，所有人都说这个小姑娘“很能吃苦”，有时连续三四个小时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她的腿会因为抽筋向前踢，会直直地挺立在那里，抽搐。好友林楠特说，看起来让人心疼，但桑兰自己还安慰同学们说，“没事，让它运动运动挺好”。
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泓教授的眼里，桑兰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总是“精神饱满”。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去年9月，桑兰曾经在博客中谴责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评家政行业，并一度把保姆的私人信息公布在网上，引来了汹涌的批评声；2008年11月，桑兰乘坐飞机抵达后，需要等候自己的轮椅，引起了等候继续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乘客误会，大骂她“耍大牌”。桑兰也坚持发出各种批评，比如，自己家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等等。
很多人越来越惊讶于桑兰主动维权的变化，毕竟之前，运动员总被强调“纪律性”。桑兰也记得，她在国家队时，宿舍门上贴着“请勿串门”。
“听话不听话难道应该是评价运动员的标准吗？这是什么标准？”桑兰的经纪人黄健说。
有人把桑兰的种种举措归咎于她“耍大牌”，也有人认为，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和男排伤残运动员汤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桑兰的锋芒，让桑兰有“危机感”而心理失衡。
但体育经纪人崔琳娜认为，桑兰就是性情中人，虽然有时候会“挑刺”，性格比较直，“没什么心机”。
桑兰还爆出了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年《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得知我在北京暂住的地方条件太简陋，报道称我不该被得到这样的‘照顾’。”结果很快就有电话来“教训”她，“你怎么不如实说啊，我们都对你照顾得很好啊，国外媒体怎么瞎报道”，还让她去指责这个记者。
如今桑兰在微博里抱怨“体操队12年来对她不闻不问，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人邀请她参加”。
而与之对应的，一位体育媒体编辑撰文透露，“体操中心有人对我埋怨说，‘这个桑兰忒不懂事，想搞事’。”
“不是一个吉祥物”
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即便到现在，桑兰强调她仍然热爱体操，“那份感情割舍不了”。但想要回中国体操队的场馆去看看很难，她至少不是一个“吉祥物”。体育经纪人崔琳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体育圈，尤其是那些高危行业常常很迷信，比如“戴金不带银”，比如男足出征前不许女人上同一辆车等。
桑兰受伤后，有体操队的领导曾经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宁辛抱怨，“你们别再报桑兰了，都没人练体操了。”
一位长期从事体操行业报道的记者说，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不提起不代表不会发生。2003年7月，喀麦隆体操选手阿里姆·哈桑在比赛中头部着地，颅骨骨折后不治身亡；2004年7月，德国体操运动员鲁尼·茨梅尔在进行自由操空翻两周时摔落，颈椎骨断裂、脊柱损伤，最终全身瘫痪……
“每天都玩命似的，飞来飞去，落地落不好会什么样，不敢想，”桑兰的国家队队友孟菲说，“这个圈里每年都有受伤的，想多了谁也不敢练，不能钻牛角尖。”
2007年6月，中国全国体操锦标赛上，浙江队选手王燕做高低杠“后屈两周下”时头部朝下摔落，颈椎骨折，一度被人们称作“桑兰第二”，但幸运的是她后来恢复较好，能够直立行走。
国家体操女队主教练陆善真事后谈王燕受伤时，曾表示希望不要片面地把体操“恐怖化”，“只要是竞技运动，就很难避免伤病。意外在哪个领域都会发生，人走路，也会有意外。相对体操，赛车和跳伞更危险。”
但所谓“金牌险中求”。体操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练的人并不多，但在北京奥运中，中国体操队收获9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17.6%。
12年，在总是微笑的脸孔背后，她受的苦、她的委屈、她对生活保障的焦虑无可避免地扭成了一个郁闷的心结。于是她要打这样一场官司。要经济赔偿，也要一个说法。
国家体操队并未对桑兰的“官司”作出任何回应。实际上，自从今年2月，国际体操联合会调查中国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年龄作假事件后，中国体操队与国际体联的关系正处在非常微妙的时期，桑兰的官司将使一切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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