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探母》的课文页面和郭初阳找到的相关资料。郭初阳对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下册第12课《陈毅探母》一文考证后认为，该课文“探母”的事实错误。郭初阳还发现，在元代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中，可以找到和《陈毅探母》一文完全同质的一则故事——《涤亲溺器》。
10月7日下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新书发布会在杭州晓风书店浙大店举行。李玉龙供图
10月12日、13日，作家叶开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日志，以其女儿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鸟的天堂》和《一颗小豌豆》为例，比对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写后的小学语文课文之间的差别。而此前，今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也将矛头对准了小学语文教材。
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他们以目前使用最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以下分别简称“人教版”教材、“苏教版”教材和“北师大版”教材)中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3版本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为“-2分”、“-1分”和“0分”
2008年，一直为《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撰写专栏的语文教师郭初阳发现，目前小学语文教材选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和反映的母爱是“病态”的。
“郭初阳提出看法后，我们马上查验文本，确实发现存在太多问题。”《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执行主编李玉龙有了组织团队进行系统专项研究的想法。李玉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出面于2008年10月18日在浙江萧山召集一些核心成员开会，牵头成立了“母亲·母爱”研究课题组。
如今被浙江媒体称为“麻辣教师”的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蔡朝阳在课题组中被委以学术主持人的重任，负责“人教版”教材中相关文本点评的统筹。“苏教版”教材的统筹和“北师大版”教材的统筹工作分别由郭初阳和吕栋担当，最后由李玉龙统稿。
经讨论，研究团队将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母亲”、“母”(意为母亲)、“妈妈”、“妈”、“娘”的课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亲只是主体情节的点缀或仅起到穿针引线结构功能”的课文，从“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分别精选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课文、选读课文、略读课文和习作)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打分和点评。
打分的判断原则是：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实、是否有切实性。记者看到，在入选点评范围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获得了5分的评价，接近半数(33篇)文章的得分为负数。3个版本的教材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是“-2分”、“-1分”和“0分”。
在总评中，蔡朝阳指出了上述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他举例说：“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装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
课题组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一些文本的事实进行考证。例如，他们对课文《爱迪生救妈妈》的真实性进行了求证，委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查文献、向医学专家求证，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出现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质疑权威是为了孩子
2009年年初，研究团队形成了一份20万余字的课题报告，《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刊发了其大部分内容。此后，课题组还将该报告的全文发布到网上。
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国内媒体刊发了对这项研究的报道和评论，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报道称，“最近，有20来位中国教师，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错误，掀起了一场风暴”。
谈起参与研究的动力，蔡朝阳和吕栋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孩子。他们的孩子目前都刚刚念小学。
“做这个专题之前一段时间，我正为一件事焦虑——就是儿子的上学问题。”吕栋告诉记者，“所以郭初阳提出研究小学语文时，我还是很感兴趣的。至少可以借此好好看看儿子上小学到底将读些什么玩意儿。”
蔡朝阳在综合评估文章中写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论，无法高屋建瓴从而颐指气使。在考察全部3套教材时，我的底线在于：我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
而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家叶开也表示，他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心从女儿上小学开始。
“写这些文章，我还跟我妻子商量过是否值得。我们交流后，她支持我这么做。小学语文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女儿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叶开说。
该书的策划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阳继波告诉记者，虽然他儿子所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并不是上述3个版本的，但他在阅读了这份研究报告后，再翻看儿子的课本时，发现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小学生的阅读环境和教材有些糟糕。”阳继波说，“和我们上小学时所用的语文教材相比，现在的教材是有进步，但进步得比较慢。虽然达标了，但还不能算出色。”
吕栋告诉记者，他们在研究报告刊发后发现，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当起了核查小学语文教材的义工。
于爱群在去年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表示，此前她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但当这位电视编导发现孩子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有好些课文存在常识性错误时，她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于爱群说。
希望获得更多一线教师的关注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包括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线教师都认同该书的理念。报告发布后，有网友认为课题组所批判的一些文章并无不妥之处，有些点评更是“过于夸张”。
“在学会常用字之后，小学语文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养成美好的品德。完整正直人格就是应该从小培养。现在使用的教材篇篇都离不开教育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一位来自安徽宿州的小学语文老师告诉记者。在她看来，目前使用的(“人教版”)教材还是比较规范的，“错误什么的是难免的，谁都不能保证一点错误不犯”。
陕西西安一位有着31年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也告诉记者，她认为目前所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比较好，他们在使用时不会去怀疑所选用文章的真实性。
一些教师的反映令“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感到不安。
“对这些文本的批评最应该关注的是一线老师，但他们基本不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体在关注。”李玉龙说，“这可能更多源自教育理念层面的分歧。”
“书出来后，凡是自己孩子在读小学的朋友都很关切，要找书来看。”郭初阳说。
蔡朝阳告诉记者，在绍兴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一位小学的女校长买了20本，要给学校的语文老师每人发一本”。在绍兴南方书店，该书已售出近百本，“算是卖得最好的书了。可见小学教育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希望有更多的一线语文教师能加入会诊的队伍。用郭初阳的话说，“只有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才最有力量”。
“说到底，教育是实践的工作，不是靠理论说出来的。就像种田一样，只能是袁隆平走上田间地头，断无将老农硬塞进实验室的道理。有很多老师，非常善于教育孩子，在他们的教育历程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孩子，目睹并参与了这些孩子的生命成长。不是学科知识，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在爱里彼此温暖、彼此照亮，并成为一生的守望。”团队成员童蓓蓓这样评价她的那些同伴。
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研究报告刊发后，“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成员也曾尝试与相关教材的编写机构取得联系。
蔡朝阳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得到相关出版社的回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曾经挂出一个关注《爱迪生救妈妈》这篇课文的出处的文章，我看作是一个委婉的回应但没有正面驳斥我们。我们倒是很期待有回应，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掌握了唯一真理，讨论和争鸣会让问题探索的更加深入，从而让我们的教育受益。”
记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上论坛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网友在论坛里转载了媒体对研究报告的报道。10月10日，用户名为“小语”的网友回复称：“美国1940年拍过一个电影《少年爱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到15分钟左右的一段。”在该视频中，的确有关于少年爱迪生利用镜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阳说：“这本书是我们对2009年这个批判工作的一个小结，目的在于给那些关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能迅速地使我们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许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吕栋看来，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价值是挑起了这个话题，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对教材真实性、美感和价值观的关注上来”。
郭初阳告诉记者，《经济学人》的报道出来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团队，希望能请几位成员编写一套小学读本。
“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编写一套小学读本。”蔡朝阳说，“阳继波说，‘现在你们是批判，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编一套你们觉得可以给小孩子读的书呢？’我们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编撰。”
他告诉记者，现在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树果子”丛书的小学生读本已经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万字以内，是我们约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写的，作者有大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讲一些他们应该懂得的道理。”
“有人说，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算是破的话，我们自己写小学读本，算是立。”他补充道。
目前，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会诊可能不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终极使命，吕栋表示，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们说起过，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顺着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
经典缺失，有科学性差错，存在剽窃和窜改的现象……来自民间的会诊给小学语文教材列出了一系列症状清单。那么，小学语文教材是怎样编写的？教材的编写机构又将如何看待这些由民间“大夫”给小学语文教材开具的“病历”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对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蒯福棣进行了专访。
编写人员知识面局限可能导致改写硬伤
“每次新版教材一面世，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热心读者的来信，反映教材中的各种问题。”
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读者对教材是否有反馈的话题时，蒯福棣非常坦诚。
她表示，因为知识面的局限，编写人员对一些涉及专业领域的课文的改写可能会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有时候，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也会造成差错”。
这位参与过多套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七旬老人告诉记者，小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者很多，包括社会各行各业的专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小孩子在读小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都会翻看课文。而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某些领域知识了解得特别精确，就可能会发现小语教材中一些非专业人士不易发现的错误。”蒯福棣说。
“我们的教材有很多关心者和把关者。”蒯福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这些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处理。一方面给部分读者回信表示感谢，一方面进行‘挖改’。”
所谓“挖改”，就是在每年印刷教材的时候，对之前发现的个别错误进行修改。蒯福棣一边说，一边在书本上做出抠挖的动作，“就是把出错的个别字词、标点挖去后，再重新印刷。”
她认为，“这些来信能促使我们更加精益求精的工作”。据她介绍，随着新的通讯工具的发展，现在出版社通过多种方式接受读者对教材的反馈。
课文更换比例曾达三分之一
蒯福棣还向记者介绍了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完善过程。
她告诉记者，教材修订完善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出台的关于教育的新的方针政策。比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就需要编写一套新的义务教育教材。二是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会出现新的理念，自然而然会出现新的、需要关注的课题。“比如环保问题，20多年前的教材中没有涉及，而现在就需要引导孩子们从小关注。”蒯福棣举例说。“在2000年的教材修订中，我们就增加了关于保护环境的课文。像《清清的溪水》、《爷爷和小树》、《小狐狸卖空气》。”此外，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反馈的信息是教材修订的第三个依据。
“在最近几套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中，课文被更换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很多都是根据对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反馈收集作出的更换。”蒯福棣说。
据蒯福棣介绍，为了完善教材，在教材试验过程中，人教社的编写人员会深入实际，广泛征求教师、教研人员对教材的意见，还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
她回忆道：“我记得一个版本的五年制四年级的课本里有一个写回信的练习。当时，我们想结合考查学生，并借此机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请他们说说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课文及其理由，觉得教材中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此次调查共回收了1479封回信。“孩子们都很愿意说。我们对这些回信内容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学生的看法和想法，再对教材进行修改。”
在这些回信里，学生们列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课文，包括《十里长街送总理》、《古井》、《我们家的猫》、《倔强的小红军》等。有学生在来信中写道：《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特别感人，一读就想流泪，好像自己也去送总理”；“《倔强的小红军》中的小红军和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很敬佩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品德”；“老舍先生把他家的猫写活了，我仿佛真的看见大花猫的古怪性格和小花猫的调皮可爱的样子”……
学生们也列举了他们不喜欢的课文，甚至有些还是名家之作，如孙犁的《采蒲台的苇》、茅盾的《天窗》、郭沫若的《芭蕉花》等。“孩子们反映这些课文含义较深，他们不大读的懂。”蒯福棣说。
她告诉记者：“通过认真分析来自教学实践的大量信息，为教材的修订完善提供了依据。”
值得背的经典课文不多
尽管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是目前被使用最多的，“大约有60%%”的学校使用，但蒯福棣仍然认为要按照“文质兼美、程度适合”的标准选取课文、完善教材的工作并不容易，相关编写人员也在不断地探索。
结合多年的编写经历，蒯福棣对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反思。
一是对如何体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蒯福棣表示，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明显得到重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已逐步深入人心。但在目前的教材中，如何把人文性与工具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编写人员对这些问题在理论认识上尚不清晰”。
二是语文训练体系尚须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化。
“我们在编写时，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语文学科综合训练的整体效益，但效果尚不能满意。”蒯福棣坦承，目前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还不能合理地兼顾，比较偏重阅读训练，习作和口语交际的训练比较薄弱。
三是课文尚需精益求精，选文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一些来自民间的“会诊”把矛头对准了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缺失经典，存在“三无”(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作品，且“三无”作品的硬伤很多。
对此，蒯福棣表示，人教社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一向对选文比较重视，坚持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但她经过反思，感到编写人员的视野还不够开阔，选文范围还比较窄，“教材中缺少体现时代特点的美文、切合现实生活的实用文，反映前沿科技新成就的科普文”。
“我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经常看报纸杂志，但也很难从中找到文质兼美，同时难易程度合适的文章，有时好几天才能找到一篇合适的。”蒯福棣说，现在入选的一些新课文有的难易程度失当，有的语言文字不足以成为学习语文的典范。特别是教材中值得背诵、积累的经典课文、语段所占篇数还不多。所有这些都说明，课文尚需精益求精。 本报记者 来扬 实习生 沈凊彧
新中国的各版小学语文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小学语文教材也不断修订。有些教材的使用年头儿较长，但也有些教材比较“短命”，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学周期就被新的教材取而代之了；甚至有的教材编出来以后并未使用。
版本曾频繁更换
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或修订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在全国正式使用。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较为简单，内容中很多是关于毛泽东的，常常开篇就是毛主席祝词。
1956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二套小学课本出版，但这套教材只使用了两年——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停止了这套教材的使用。
1961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此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进行十二年制教材的研究、准备工作。1963年秋，新编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在全国正式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76年到1978年间，国内的中小学教材使用较为混乱。
最长使用寿命十几年
1977年，教育部决定以十年制为中小学的基本学制。1978年秋，中小学各科课本的第一册同时在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的教材使用也相对的稳定。其中有些小学语文教材的使用年限超过10年。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向全国供应。这是人教版第六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7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教学大纲，对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修订、改编后开始陆续出版。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8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施行。1988年国家教委据此制定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出版。这是人教版第八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开始供应全国。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前后共使用了十几年。
教材编写权放开了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十套教材。该教材根据2001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订。2001年开始使用，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推开。
2001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全国的基础教育开始实行“课程改革”。此后，国家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过去的教材是围绕教学大纲，必须使用人教版教材；实行“课程改革”后，各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材，各地也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教学。
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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