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外托人捎回的包裹，两本书，都是人类学方面专著，其中一本还是英文原版，估计我*着字典读完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了。附着一张纸条，写着几行字，大意是说我托人带去的〈壮族简史〉读完了，感觉意犹未尽，希望有朝一日能读到一本壮族的通史。另外她还问《回家》那篇日志的歌叫什么名儿？很好听，她在客厅里放，几个同学一起听，前面的虽然听不懂歌词，可离家在外的人一听就明白了——那是一首思乡曲。
看完一笑：《壮族通史》不是没有，早几年就成书了，三大册，可是，在国内，写书和出书的人有太多顾忌，尤其在民族史与人类学方面，顾忌就更多——既不能全盘否定国外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又不能不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回避敏感的研究成果。
记得成书前，参与编著的人中间有人找我父亲，请我父亲提一点意见。父亲离休了没有什么顾忌，直来直去，对来人说：你们编的这本书，要是是写四、五千万人口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通史，我就给你们提意见，若是只写一千七百万人口的话，对不起，我连看的兴趣都有待提高。来人大是尴尬，连连说前辈言重言重，抹着一头吓出来的汗就告退了。当时全家人都在场，我是忍着笑把来人送出门外，可是转回身来看见父亲脸色沉重，不由得也收敛了笑容。
也许家里的人只有我才能够这么深切地体会父亲心头的沉重，母亲和嫂子是汉族，她们对这事自然是漠不关心，哥哥年纪比我大好几岁，可是他会说的壮话比我还要更少，基本只限于吃睡这几个词汇。而我，则是有深刻的体会。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年后，我第一次和父母出国同游，目的地是泰国和老挝、越南。在这三个国家，我经历了令我无比震撼的情景——我发现，在泰国的曼谷和清迈，在老挝的万象，在越南的谅山，我会的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壮话，竟然可以直接派上用场。
那一天，在湄公河上，我和卖水果的小贩用几个词汇和手势夹杂着交流，买到了一些水果以后，我开心地大笑，拉过向导一起让母亲给我们三人合影。那位小贩被我的笑声感染，也跟着笑起来，向导也兴奋地攀着我的肩膀嘴里连连说着“贝侬、贝侬”。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幕，向导说出的这两个字让我的心头剧震，抬头急切地望向父亲，湄公河水映着上午的阳光再反射到父亲的脸上，望过去父亲的神色阴晴难定，竟象是蕴藏着什么难以开口的秘密。
心头的一切疑问，在随后的行程中不断出现，但我隐忍了下来，那时候，互联网在国内还未起步，我无法象今天这样从网上获取相关的信息。一直到回国，我终于问父亲，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叫我“贝侬”？父亲沉吟许久以后，终于和我讲了长长一席话。
从那日起，我终于明白，原来汉译成“贝侬”的这个词，并不仅仅是壮话里独有。在我国的壮语、布依语、傣语和东南亚的泰国泰语、老挝老语、越南岱族、侬语、缅甸掸语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语当中，贝为年长，侬为年幼。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意思，它甚至可以泛指所有亲密关系的人，包括朋友，家人、兄弟姐妹。而中国的壮族、布依族，和越南的岱族，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被地域、国界线和人为划分开来的不同的称呼，而傣族、老龙族、泰族、掸族、阿含族，与我们壮族，是同源异流的民族关系，在国际学术界，通称为“台语族群”。
原来，几千万人口，相互之间，都有资格互称——“贝侬”。
近年来，更有中国学者发表专著，认为侗、黎、水、仫佬、毛南族，越南的泰、布依、热依、泐、佬族，和“台语族群”一样，是“同根生的民族，犹如一棵大树，经过若干年的生长后，生出许多枝干。上述各族，根是相同的，只是枝干不同”，暂称为“壮泰族群”。
在壮泰学术界，公认的结论是：居住在中国岭南一带的古代百越西瓯人，或因战争，或因寻找肥沃土地，在不同时期迁移、泰国。向西迁移的一支到云南元谋、德宏，进入缅甸的掸族，印度阿萨姆的阿含族），和中国八个少族（壮、布依、傣、侗、黎、水、仫佬、毛南）一样，都是由古代百越西瓯人迁移、分化而成。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曾于十年前，和大学里的教授一起遍游云贵票桂三省区的高山密林，前后三次，最长的一次达三个月之久。可他们很少知道，当时我们的行程，都是在追寻千年前壮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侬智高的足迹，追寻我们这个民族血与火的洗礼中告别故土，不断迁徒逃亡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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