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秋天，给新井一二三留下了人生最初的记忆。这一年的10月10日，新井一二三的家乡东京，举办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奥运会。
四十多年后，已经成为专栏作家的新井一二三，回忆这段儿时岁月时说：“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把比赛信号枪，成了新井一二三和她哥哥整个童年的“头号玩具”，为了收看奥运比赛，家里还特意添置了一台乐声牌黑白电视机。
新井一二三的童年，恰逢日本经济起飞时期：二战战败的阴霾渐渐散去；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钱，这也是当时世界上首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东京中心区，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期工程；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等生活电器，开始进入寻常百性家。
开启上世纪6O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奇迹的，是日本政府1960年颁布实施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遭遇到需求疲软的麻烦，他们通过实施倍增计划，化解了这个难题，为日本经济起飞莫定了基础。
从“强国”到“富民”
新井一二三出生的前四年，也就是1958年，日本社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大批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但是，这些物美价廉的生活电器无人问津，只好大批堆积在仓库中。
商品卖不去，人民又无力消费，失业的阴霾笼罩在日本列岛上空。到了1958年3月，日本的失业人口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南九州岛三池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新井一二三的父亲开办的印刷厂，也常常一连好几周都没有订单。
此前，1945年到I955年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日本开启了长达48个月的“岩武景气”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发展经济重点是：压低民间消费需求，把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
进人上世纪50年代末期，特别是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暴露出经济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
日本经济学界也意识到“压缩需求，发展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得尽快启动民间消费。
担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经常和一帮经济学家在东京的一家酒吧聚会，就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题辩论。其中，以中山伊知郎、下村治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应大幅提升国民收入，刺激内需，这样，日本的经济在未来十年才能够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
中山伊知郎于1959年1月3日，在《读卖新闻》上提出了“工资翻番论”，认为“收人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这在有意无意当中，纠正了战前那种引人歧途的“强国论”定位，确立了“福利国家”的未来图景，将日本经济引入正确航向，实现了一次划时代转变。
1960年，池田勇人当选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后，采纳中山伊知郎等学者的建议，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人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提升到法律层面，改造日本的宏伟计划自此拉开大幕。
提高生产率为核心
在倍增计划实施时期，新井一二三家在东京新宿区神田川边开办的印刷厂，原本只是有一个员工的小作坊，没几年工夫就雇请了很多员工。
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令新井一二三至今难忘，“当时，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用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无一定会更美好。”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日本政府是如何实施的呢？
中山伊知郎曾提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日本政府在落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的意见。
这等于逼迫企业放弃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由此，保护知识产权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
在新井一二三看来，当时人们对于政府的印象也相当不错，尽管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企业发展。
在国民工资的增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严格限制在6倍到8倍，这无形中就起到“限高”、“拔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工会每年春天所领导的“春斗”, 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
以国民幸福为归依
1968年，当新井一二三开始就读小学时，日本已经先后超越法英德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也在1967年宜告完成，比预期提前了整整三年。
从出生到上小学的这六年里，新井一二三家几乎每年都会新添一种家电。到1968年，新井一二三的妹妹出生时，家里已经拥有了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新井一二三感叹说：“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自己可以说是最后一代。”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国民平均收人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此间，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日本政府施行的年度舆论调查显示，72％受访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BR>。
从1960年到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1970年这一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比l955年增长八倍之多，私人投资比I952年增长了近十倍。
日本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也飞速提升，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的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
日本当时利用“收人倍增”这种明确的时间和数字预期，来鼓舞人心。这种预期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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