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的“文字劫”：
“库区的移民很苦很穷很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吏很贪婪很可恨很腐败！”
谢朝平刚从陕西渭南回到北京，疲惫不堪。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到过渭南多次，住过许多地方，最近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住进了渭南的看守所。30多天的看守所生活增加了他对空气流通状况的敏感。
坐在记者对面的谢朝平如今是“寸头”造型。“我几十年都没留过这样的发型，这是光头长出来的头发。”他把此发型视作自己的耻辱。
在看守所里，他经历了许多耻辱的“第一次”。除了被剃成光头，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按照“牢头”对“新兵”的规矩，他得趴在地上，将屁股撅成90度，然后来回擦地13遍。
谢朝平在擦了4遍之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有好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牢头”正要发作，看到他难受得满头大汗，放了他一马，他成为了“新兵”中的例外。
更难以承受的是马拉松式的提审，这些审问往往又横跨于开饭时间，这对有低血糖的谢朝平来说，是身体与精神的巨大折磨。在这种折磨中，他会被警察们问起到渭南采访时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库区的移民很苦很穷很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吏很贪婪很可恨很腐败。”这是谢朝平常说的一句话。这是他对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状况的印象。
渭南移民
谢朝平的第一次渭南之行是在2006年。作为《检察日报》下属的《方圆》杂志的记者，他被派往渭南采访。
出生于1955年的谢朝平，50多岁还在一线做采访，在中国的记者中并不多见。他原本在四川达州检察院工作，平时喜欢写作投稿。“我写东西就像喜欢抽烟的人一样，隔两三天不碰，心里就痒痒。”2005年，提前退休的谢朝平和妻子李琼来到北京，进入《方圆》杂志做了记者。用他的话来说，那时我“才”49岁。
谢朝平2006年的这次采访源自渭南在2003年遭遇的一场水灾。“中央根据当时的灾情，给陕西拨了一笔几千万的款项，这笔钱到2006年，还没给移民发放下去。”国内很多媒体当时披露了这件事，谢朝平去了之后，采写了稿件——《655次举报》。“渭南的人到杂志社公关，把稿子拿掉了。”
渭南的移民没看到谢朝平的文章，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说，我们现在不指望政府能解决问题，只是想能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好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的血泪。他们找过很多人写这段历史，一些人答应了，最终没写，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谢朝平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没多少人写过这段移民史，而且他觉得这个素材不错，自己又掌握了许多内幕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老百姓很可怜。
“有的人八九十岁了，比我父母都还大，扑通就跪到我的面前，让我帮帮他们。”
谢朝平答应了渭南移民的请求，决定给他们写一本书。
从2007年开始，谢朝平去了6趟渭南，采访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越来越让他感到震撼，他想着把这些材料公布出来，“说不定哪一级领导看到了，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谢朝平一方面想写渭南移民的历史，一方面想揭露渭南存在的腐败现象。
三门峡水电站是50年代开始修的，但这个工程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工程要迁移28万多人到外地去。渭南一些人迁到了宁夏。他们到了那里一看，没办法生存，到处飞沙走石，连草都不生一棵。那些人就闹着回来。三门峡电站大坝原来计划修360米，实际只修了328米，因为高度的降低，使库区本来要淹没的土地露出来了。地露出来之后，那里建了农场，移民一看，自己原来的土地被占了，就开始闹，从60年代闹到了80年代。
中央的人来调查，回去写了一个报告，最后决定从农场抽出30万亩土地来安置15万没法在安置区生活的移民。实际上，渭南收回的土地是36万亩，但只用14万亩土地安置了7万人。剩下的土地干什么去了？问题就在这里。一些人把所谓的剩余土地拿去承包，这些土地的租金现在已是四五百块钱一亩了。这么多年了，租金都到哪去了？现在还是个谜。更重要的是，20多年来那些土地每年都在减少，现在只剩下几万亩，二十多万亩土地“消失”了。
库区移民向上级反映这些问题。结果是，一些反映问题的百姓被当地政府抓了起来。例如，一个70多岁的农民因为到北京上访，被当地政府定了一个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有的百姓手上有政府官员发给的文件，却被认为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是非常荒唐的。
谢朝平认为，他所写的这些内容触痛了当地的既得利益者。
暴雨将至
谢朝平在修改书稿的同时，开始联系出版事宜。有的出版社说，稿件很好，但目前不宜出版。有的则说，要出版的话，需要将文中的地名、人名和背景隐去。有的出版社已准备出了，但在“有人打了招呼”后，出版社的领导又否决了出版计划。
此时，谢朝平发现，他和库区移民的许多电话通话内容被当地的官员清楚了解。在检察院待过十多年的谢朝平知道电话监控是怎么一回事。
这让谢朝平变得谨慎，他不再通过手机谈出书之事，而是选择公用电话或办公室电话联络。在这样“秘密进行的联系”中，2010年5月，《火花》杂志社同意以专刊的形式出版谢朝平写的《大迁徙》。
出书费用是个问题。“移民们原本打算找某个大款出资将这书送给库区数十万移民，但这个大款后来说工程急需投资而不再出资，我只好借债印刷了这本书。”
谢朝平记得2010年6月26日是个星期六，印刷出来的《大迁徙》托运到了渭南。他给当地想获得此书的移民代表办理好交接手续后，连夜赶回北京。
周末过后，谢朝平在星期一上班的时候获知，在6月27日凌晨，有警察和文化局的人闯进渭南移民的家中，“查缴”《大迁徙》。“查缴”的理由是：《大迁徙》煽动移民闹事，泄露国家机密。
《火花》杂志社对渭南方面的行动并不服气，去函质问渭南方面：你们为什么怕史实见读者？
6月28日，有关部门做出决定——《火花》杂志下半月刊停刊。
对于《火花》杂志下半月刊被停刊之事，谢朝平觉得是自己所连累，深感愧疚。此时，则有朋友提醒谢朝平：你要小心，渭南这回下了狠心，小心整你的文字狱。
谢朝平不以为然说，不大可能吧，我的书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只是披露了渭南在移民问题上的腐败。他还安慰杂志社的朋友，放心，除了秦始皇和清朝外，很少见哪朝哪代迫害文人和著书的人。
朋友并不如此乐观，向他提到了彭德怀和张志新。朋友告诉他，被媒体曝光的官员上京抓记者的事情前年有，去年有，今年也会有……
当渭南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渭南公安局将到北京调查你和《火花》杂志社时，谢朝平感到了事态开始升级，他给家属安排了自己万一被警方抓走后应对的措施，并开始给新闻界的朋友打电话求援……
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警察朱福利、王鹏等人组成的专案组来京，找到原《火花》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魏质问他们的行为：难道你们想颠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理、真相、真人、真事？王鹏则对魏称，我是警察，中国领土上的事我都可以管。
在此之前，谢朝平已从律师和新闻出版部门了解到：根据案情和法规，《大迁徙》即使属于“非法印刷物”，法律也不能追究作者的责任。
但谢朝平仍感到，有“一双邪恶的手”在逼近。“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早晚一天会出事的。这个事情要追究是不应该追到我的，那些罪名是存心来整我的。”
“邪恶之手”的到来
8月19日，谢朝平正在北京石景山区八宝山附近的租住房里整理有关资料。
5点钟左右，有人敲门。谢朝平问，谁啊？来人说是进行人口普查的。谢朝平一听是北京口音，就开了门。一伙7个人就进来了。他们确认谢朝平身份之后，一下子扑过来，说，把他铐起来。谢朝平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说，公安局的。
谢朝平的爱人李琼跑过来，挡在谢的面前，说，你们为什么要铐他？一个警察说，把她也铐起来。谢朝平说，凭什么铐她啊？警察说，包庇罪。“可能他们觉得铐她没道理，后来就反铐我。”
警察反铐谢朝平的时候，谢没有顺着他们的劲。“他们把我的左肩弄伤了，我的这个地方现在还疼。当时那个地方肿得很高。他们要用手铐铐我的手腕，砸到了手臂上，20多天都还有瘀痕。”
当天晚上，警察翻箱倒柜地搜查。谢朝平问来者何人，其中一位说是协助渭南方面办案的北京警察。“我问，你是北京公安局哪个区的？这个警察说是朝阳分局的人。我说按照有关规定，应该是石景山区的警察来协助，应该是八宝山派出所来协助，他们怎么没来？朝阳区刑警大队的一个人说，只要是北京市的警察都可以。我说，肯定不可以。我住在八宝山附近，只有八宝山的派出所可以。”
“他们想先把我带走，我说，对不起，你要搜查我的家，我肯定要在场。”警察们搜了大概3个小时，到8点钟左右才结束。他们把谢朝平的笔记本电脑、U盘、《大迁徙》的书稿，还有一些资料，都搜走了。
“在搜查过程当中，很多东西都不清不楚。他们搜查完后，让我签一个拘传证。我在检察机关工作过，我知道，发了两次传唤通知后不到，才可以强制拘传人，我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人说，你涉嫌非法经营，我当时冷笑，你说我非法经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就把字给签了。”
被抓走后，谢朝平最不放心的是自己的妻子。“我觉得她在外边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男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女人呢。”谢朝平被带走，电梯关上那一刻，夫妻俩对望着互相嘱咐，但都听不清彼此的话语，“那一幕我刻骨铭心。”
这些年，谢朝平走南闯北，都是妻子陪着他。“从来不会在外边逗留的，出差办完事情，就赶紧回家。”这一次离开，谢朝平觉得有点“生死未卜的感觉”。
谢朝平觉得夫妻之间很多时候是有心灵感应的。“8月21号那天，我想她肯定在周围转悠。”
这是谢朝平被关进朝阳看守所的第二天，北京下着大雨，李琼确实在看守所外边不停地转。“我围着看守所喊，老谢，你在哪里啊。我想我的声音能被他听到就好了。我想知道他怎样了，有没有被打啊。”
在朝阳看守所的“牢饭”让谢朝平感到恶心。4个人用一个饭盒，用一个断了把的勺子轮着吃东西。谢朝平觉得实在难以忍受，就建议4人从4个角吃东西。
8月23号，谢朝平从朝阳看守所被提出，准备转到渭南去。
谢朝平受伤的左肩已经很肿了，尽管他对警察说自己不会跑，也不会反抗，让警察不要再反铐了，但警察们还是不容分说地反铐了他。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由于被反铐，谢失去重心，被左右撞来撞去。
到了火车站，谢朝平成了“被展示的人”。他一下被推到这个候车大厅，一下被推到那个大厅。“他们实际上在想，你们知识分子可能比较顾你的老脸，想用侮辱人格的方法来使我屈服。但我是这样的性格，你越要整我，我越要和你对抗。”
谢朝平对将他推来推去的警察王鹏说：“王鹏啊，你这样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我告诉你吧，我想起了一个革命烈士的诗——《带镣长街行》。”
王鹏想把谢朝平再次反铐的时候，谢朝平的肩膀已经肿得不行了，手也被铐紫了。谢朝平请求王鹏不要再这样对待他了，王鹏没有答应。谢朝平实在受不了，后退了一步，说：“王鹏，你再要来反铐我，我就一头撞死在这个墙上。”
王鹏在去渭南的路上故意用打哈欠这样的动作对着谢朝平肿起来的地方撞过去，疼得他半天都喘不过气来。“我说你干什么啊，这么没人道。他在车上还使劲地吼：你找死啊。我说，我不会找死，我如果死了的话，肯定是你搞的鬼。我已经跟我的家人说了，我走的时候无伤无痕，有什么三长两短，只有找你。”
谢朝平早就认为这是一起政治迫害。有的警察也“说漏了嘴”。“他们第一次审讯时，我说，你对我下这样的狠手，今后证明你们办错了案子怎么办？一个警察对我说，错了我不负责，是市里的领导让我们来的，这个事错了的话，由市里领导负责。这些话体现了他们是在办政治案件。”
渭南的号子生活
在渭南的日子，谢朝平多次被提审。他都用很简短的语言回答提问。“我告诉过他们，你们提的问题，我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说清楚了，但是你们折腾了这么久。我本身就没有问题，你硬要我说问题。他们威胁我，说你的事情，无口供零口供都可以判你的刑。”
警察们对付谢朝平的一个办法就是不给他饭吃。在渭南，因为提审“错过”吃饭时间的情况经常发生。
有一次，当谢朝平回到监舍的时候，晚饭时间又过了。监舍有个17岁的小孩，涉嫌抢劫被囚于此处。他从床上爬过去，悄悄地问谢朝平，谢叔，你又没吃成饭吧。谢朝平跟他点点头，小孩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吃了馒头，一个人吃两个，我看你没有回来，就给你留了一个。他边说边从裤兜里把馒头拿出来说，谢叔，你吃吧。
按照看守所的规定，是不能在床上吃东西的，谢朝平拿着馒头爬下床，对着墙咬了一口，馒头已经凉了，非常硬，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为了这个馒头，我哭过好多次了。一个抢劫的人都比这些人有人性。”
说到这里时，谢朝平流下了眼泪。他说他现在已经好多了，前两天提到这件事时，他是嚎啕大哭。
审讯仍在继续，警察们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有的审问人员干脆就对谢朝平说，你就认罪吧，最多判个两年。谢朝平说，你连我的刑期都定好了？
警察们是轮着换人来审问谢朝平。9月13号那天来的人中，有谢朝平没见过的，谢朝平让他们出示证件。带头的那个说，嘿，不明白自己的身份，还要我们的证件？“我对他说，我们的身份不同，但人格是平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
谢朝平从渭南回来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有一群记者围着他问，你这30天在看守所是以什么心态度过的？谢朝平告诉他们，“我是以一个老检察官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以一个记者同腐败分子进行抗争的心态度过这30多天的。”
审讯时，谢朝平经常提醒审问他的人：“你们是人民公安，你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和百姓的安全，不是某一个官吏的家丁，不该受他们的操纵来办这种政治案件。”
9月17日这天，谢朝平原本打算去签一直没签的逮捕证，他早就想好了，准备在逮捕证上写下：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制造政治冤案，腐败权贵和家丁们一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当天下午1点多，看守所的人来到谢朝平面前，说，把你的衣服拿上。谢朝平说，又要换号子啊。来人说，放你了。
刚开始觉得是玩笑的谢朝平最终确认了这个事实，他把自己在看守所办的还有800多块钱的一张卡留给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朋友的哥哥在医院做了手术，因为医院的原因，钢板留在了身体里，找医院的人来处理，医院的人不管，他们就去堵医院的门，他就被关进来了。”
谢朝平对小孩说：“你还小，想吃点什么就给自己买点什么吧，这里面的人都很可怜，他们想吃点什么，也给他们买点吧。”小孩呆呆地望着他。
刚进来的时候，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谢朝平是要睡靠厕所的那个最臭的床位。
“号子里的人了解到我在检察院干过，要开庭的人让我写辩护词，受冤枉的人让我写上诉书。”
号子里的人觉得谢朝平不错，把他安排到了中间的地方睡。
9月17号下午，谢朝平收拾好东西，开始往外走。有牢头在后面叫住他：回来，把你的胡子剃一下，这样出去多不好看。
谢朝平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有一个月没刮胡子了。回去刮了胡子之后，他转过身，走向久违的生活。
GG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综合资讯 » 作家谢朝平因“文字劫”被羁押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