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心态，最终倒霉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对于日前此观点发表后所引起的非议，昨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昨日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上如果有反应，让他们讨论就是了”，他要表达的是对“仇官”现象的关注。李君如向记者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坚称“这一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尚待观察，但‘仇官’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是肯定的。”
“百姓倒霉论”惹争议
近日，李君如在接受媒体采访谈互联网上官员与民众交流的问题时，提到须倡导平等交流，防止“仇官”等不正常心态蔓延，引发社会不安。当时，李君如提出了“不能把官员看作一个群体，然后在社会上引导‘仇官’的形象，这对老百姓不利”的观点。他还强调，“一旦公务员在社会上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失控了。一旦这个社会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员，倒霉的是老百姓。”
上述言论一经发表，立刻在网上引发热议。
“仇官”影响有待观察
昨日，在参加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社科组分组讨论后，李君如接受了新快报记者采访，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他认为，“仇官”和“仇富”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过这种现象的走势，以及最终会对社会产生何种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均有待进一步观察。”李君如表示，他不想在没有做什么研究前，就轻率地发表意见，但他觉得这个现象大家应该关注。
在谈到“仇官”、“仇富”现象是否会愈演愈烈时，李君如说，这取决于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怎样的问题，这其中“包括我们的‘官’和‘富’是否能够善待社会，也包括普通老百姓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官’和‘富’的心态”。李君如认为，社会内在的和谐比什么都重要，所有人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社会的某一种倾向和思想到底有利还是不利，都只能靠事实去说话，我没说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
绝对公平是不现实的
李君如坚称，无论“仇官”、“仇富”现象最后的作用如何，“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他指出，在“仇官”问题上，老百姓即使最终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付出的代价会是很巨大的，“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的”。因此他建议“老百姓要保持清醒，要去考虑一下事情最终的结果，你一时很激动，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
李君如最后特别强调，要解决“仇官”问题，“官”和老百姓双方都需要努力。“有权的人要善待没权的人，政府就该积极去调整收入分配，解决民生问题；没权的人也要学会去理解，要明白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
仇官 仇富 谁来解
在“仇官”问题上，老百姓即使最终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付出的代价会是很巨大的，“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的”。
“老百姓要保持清醒，要去考虑一下事情最终的结果，你一时很激动，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我们走的路不要越走越远，走成了国富民穷。”我们的方向应该是国强民富。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
“讲‘李刚是我爸’的那个人，是个很坏的人。但那是一个人，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成了‘李刚’，所有的官员的孩子都（喊）‘李刚是我爸’，过度渲染这种不满，只会把社会搞乱，并不利于解决分配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
“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把赚钱看成唯一目标。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好的价值理念，没有更多承受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样的非公经济企业也不会成长壮大的。”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钟南山
剖析“仇富”根源
“蛋糕”大了却没“切”好
针对目前社会上的“仇富”心态，昨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发表了他的见解：当前重视做大蛋糕，而不够重视切好蛋糕，是造成“仇富”的根源。
钟南山说，老百姓现在看待政府好不好，最关心的并不在社会保险、医疗覆盖率等等问题，“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他们最关心的，第一是口袋里有多少钱，第二是口袋里的钱值不值钱。”他举例说，如果口袋里的钱多了，但买个鸡蛋却贵了一倍，老百姓是感受不到富裕和幸福的。
他分析指出，社会上的贪污腐化、富人奢侈、贫富悬殊致使人群之间对比强烈。“一对比，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钟南山说，这就让人很自然地产生“仇富”甚至“仇官”的心理。
“总理报告中今年第一条就是抑制物价飞涨，这是可喜的。”钟南山认为，我们走的路应该是国强民富，而不是国富民穷。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很多措施也要跟上这些认识。
叶小文
解析“双仇”心理
发展的问题要靠发展解决
“‘仇官’和‘仇富’是历史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昨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对“仇官”和“仇富”现象的产生原因作了分析，但他同时表示，煽动“仇官”和“仇富”这种现象蔓延，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意义不大。
叶小文提到，改革开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实现后，便有“还没富的人”会和“先富的人”去比较，慢慢地由贫富差距引起的不满情绪开始蔓延，“所以说，这是发展中引起的问题，单靠去安抚，去压着人家不许骂，或者说单靠使劲骂，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叶小文表示，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作为政府、作为权力者要高度重视，包括我们的法律，我们的舆论监督机构，对腐败要坚决惩治。“例如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在反腐倡廉上等各方面，都在努力了。现在最低工资在增加，社会保障在提高，政府已经在二次分配上想办法，这一方面是毫不含糊要做的。”叶小文同时指出，舆论不能抓住一个事拼命扩大，“我们应该给弱势群体说话的机会，应该去争取公平，应该去监督，但把这种东西过于强化、夸张，也不是个办法。”他认为，强调一种绝对的平均是做不到的。
“要冷静、务实地去解决（问题），还要看到解决是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叶小文提到，一个社会总还是要有差别的，不是说差别合理，是说要正确地去引导。差别太大、太夸张，并不利于解决问题，只会把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搞得更“仇”。
“讲‘李刚是我爸’的那个人，是个很坏的人。但那是一个人，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成了‘李刚’，所有的官员的孩子都（喊）‘李刚是我爸’，过度渲染这种不满，只会把社会搞乱，并不利于解决分配问题。”叶小文最后补充道。
李东生
分析“双仇”民意
“先富”要有更高责任感
“仇富、仇官等词语，确实在现在的社会舆论里，越来越多地被提到。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心理被媒体炒作的有点儿夸大。”昨日，在谈到被写入中央十二五规划的“社会心态”时，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他不认为“双仇心理”是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和民意的主流。在否认“双仇心理”主流化的同时，李东生也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非公经济在安排就业岗位方面，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上是不该产生仇视富人，对非公经济产生负面看法的。”
李东生认为，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股东、企业主，要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把赚钱看成唯一目标。不但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好的价值理念，没有更多承受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样的非公经济企业也不会成长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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