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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老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的卸任生活

原文编者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这些都是中国百姓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是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顺利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他们在任时的一言一行,曾关乎国家走向。他们卸任之后在做什么?他们的近况如何?爱好什么?是否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退隐生活?是否也像平常老人那样含饴弄孙,怡然自得?
本报收集了国内重要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并采访了若干接近他们的人士,以求部分呈现他们寻常又不寻常的卸任生活。极为遗憾的是,尉健行的相关信息较为匮乏,此次只能付之阙如了。

江泽民:母校情深同窗谊长
“江学长回来啦”
卸任后,江泽民回到了他做过市长、市委书记的上海。他居住的公寓距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咫尺之遥,但等到交大学生张鑫在校园里见到这位传奇学长,已是3年之后的事情了。
今年4月6日,上海交大迎来110周年校庆,巧合的是,此次江泽民造访母校恰好是第11次。这半年来,他极少公开露面,上一次还是去年12月在恩师、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的遗体告别仪式上。
张鑫记得,来交大那天江学长穿了一身西装,配着一条鲜红的领带。在激动地叫出“首长好”后,她又加了一句:“老师好!”江泽民会心地笑了。
这是一次轻松的到访。在参观后的10分钟演讲前,江泽民取下手表放在身旁,说了一番不无幽默的开场白:“今天给我10分钟的时间讲话。我已经整整80岁了,不像你们学数学、学computerscience的,对时间估算得这么准确。”
会场一片笑声。“我当时几乎忘了他是一位国家前领导人!”张鑫说。
和在任时指导工作不同,江泽民这一次的讲话更像是一场师道宣讲会。他饶有兴趣地讲述着“教授”的“教”与“授”的关系。最后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会后,江泽民亲手培土,在校园栽下一棵广玉兰树,表达对母校华诞的祝福。
对于大学校园,江泽民一直深怀眷恋。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这样写道:“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还在2004年10月,江泽民在上海的家中就曾对老同学余力教授说:退休后不想别的事,想在学校里任教,也在做着准备工作。
“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
2004年底,江泽民约了旧日同窗余力相聚。聚会那天,余力教授刚进大门,江泽民就迎上来说,“正读《师说》,就来了个教授,要好好地探讨一下。”
这次同窗小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江泽民还将当日的读书笔记赠予老同学。
这份落款为“2004年10月12日”的读书摘录上,江泽民以黑色水笔誊写了当日诵读的唐人韩愈的3篇名文《师说》、《进学解》、《原毁》片段,其中不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名句。
余力的夫人彭安记得,江泽民那天穿着黑色西服,还是熟悉的黑框眼镜。整个谈话都在书房旁边的小会客厅里进行。能望见花园的会客厅陈设简单,仅两排沙发、一个茶几,对于地毯,余力觉得“太软了,踩上去不得力”。
书房里的书并不多,简单而素雅,彭安看见桌上满是古籍,此时的江泽民正翻阅到韩愈《师说》。
在3个多小时的会面里,江泽民回忆起自己13年前进京赴任时的情景。“他说,自己去北京不容易,需要坐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才到得了,”余力记得老同学如释重负的表情,“13年,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妹妹江泽慧曾建议哥哥退休后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但江泽民兴趣广泛,他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阅读,更痴迷京剧,妹妹说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整理旧故。
《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曾评价,退休后的江泽民,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发言权,用不着演讲和著书立说,只须轻轻拿起电话筒即可。但做过中国“最大的官”的江泽民自己却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
虽然头发稀疏了些,但依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看起来精神矍铄,体重也减轻了一些。“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江泽民说。他的老同学认为,这些应归功于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
2005年的“五一”长假,在杭州西湖边,游客意外地遇见了卸任后的国家主席,一路掌声。浙江省的一位官员说,“江泽民很喜欢西湖,每年都要游览两三次。”不过每次游览只安排极少数官员陪同,务求低调。
养生之道,也是当日同窗聚会相聊甚欢的话题,余力将自己自创的养生歌《我要笑》唱给老同学听,“我要笑,我爱笑,我也喜欢笑,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个痛快吧,不要苦着面孔,不要皱着眉头……”江泽民则静心记录,频频颔首。
中午,江泽民以三菜一汤的全素食招待了老同学夫妇。“清淡些利于健康。”江泽民说。余力印象深刻的是一道豆腐做成的菜,味道鲜美。

李鹏:日记人生三峡梦圆
近年来,部分退休政要开始著书回忆个人经历。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李瑞环、李岚清等都在退休后出版了个人著作。一些当政时的思考,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还原出来,一些重大决策内幕也被披露。
这一现象被人们概括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开启中国退休高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著述也为观察中国政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系。
李鹏从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等4部日记体回忆著作。无疑,这些著作将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
母亲送他到延安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李鹏在党和国家一线领导岗位工作时,关于他的身世,外界大都不了解,现在,他的个人经历开始通过其写作为外人所知。
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回忆,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青年到苏联学习,他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留学生们派代表向他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
之后,李鹏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这一专业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2003年1月21日的李鹏,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卸任,两个月后,他也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人民日报》这一天发表了他写的《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一文。
文中也侧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他说,父亲李硕勋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而那时他只有3岁。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革命者。母亲对父亲感情深厚,一直没有再婚。
在这篇文章中,李鹏还写到母亲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响。1941年,在他13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
“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针对李鹏自己提出的“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在这本书里,李鹏回忆,“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新华社评论说,这是一本“记叙我国核电事业发展的首部权威作品”。
“他是个很勤奋的人”
李鹏的第四本著作是今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此书的编辑赵之援曾对媒体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人怀疑,李鹏这么忙,这些日记都是他亲自记的吗?李鹏听到了,当时并没反驳。后来开玩笑时说,日记的真假有手迹为证。
据报道,这位编辑曾到家中拜访已经退休的李鹏。他回忆,“他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我们向他询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能很快想起来那天谁出席了会议,谁说了些什么,一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赵之援说,“他今年77岁了,但是对电脑很熟悉,还用数码相机给我们照相,然后传到计算机上,再打印出来,很熟练。”
“李鹏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记日记,如果今天太晚了没时间写,过一两天也要补上。他是个很勤奋的人。”该书的另一名责任编辑吕仙对记者说。
“李鹏的日记内容很丰富,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可能涉及各种内容。而这样专题类的日记,就是把他当天的日记中与该书主题有关的部分摘出来。这些工作是由李鹏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书稿交给我们。”
人大日记中记录了修宪时的专家讨论。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黄子毅认为,要写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危害国家安全罪”,镇压也应该写入。“高铭暄说,‘迁徙自由’和‘罢工自由’不宜写入,大量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大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同意写上保护人权,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有个人也可能是群体,不能以‘惩治’代替‘镇压’。”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说。而李鹏和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家前任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稿费捐出来。李鹏一次性将300万元捐给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杨炳章评价,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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