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广东番禺八名女工去广州先烈东路万佳服装批发广场买衣服，被保安当成小偷捆绑殴打并在市场内游街示众。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广场管理处向每位女工赔偿9000元，要求女工不得向媒体宣扬此事。（8月3 新快报》）
城市底层构成有三：一是国企下岗职工，二是外来农民工，三是失业大学生。八名捆绑游街示众的女工也好，二十多名打人抓人的保安也罢，都同属城市底层的第二类，原本应当惺惺相惜，现在却相煎太急。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上层阶级化，底层碎片化”。上层权力精英与专业精英结合，形成利益共同体；而底层虽利益不保，却形不成集体意识。发生在广州番禺的八女捆绑游街事件，是底层碎片化的又一例证。
虽然很多保安和很多女工一样，都来自农村，都属于城市最底层，虽然身份一样，处境一致，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共同利益，进而对相同的身份难有相同认同。不仅没有共同利益，相反，他们还有负利益，保安要通过对疑似小偷的八名女工下狠手，才可以证明完成安保任务，从而保住自己的饭碗。于是，他们对八名女工“二话不说上去就打”、捆绑双手、用报纸堵嘴、游行示众……在他们眼里，是不是一样的身份、处境等不再重要。
在这场捆绑游街的闹剧中，女工是受害者，施暴的保安也同样是受害者——在当事物业公司赔偿之后，他们也面临着被开除的结局。同样身份、同样处境的保安和女工，却相互仇恨甚至相互伤害。缺乏身份的集体感知，缺乏对相同境遇的怜悯，这种碎片化只能造成底层的“互害”现象。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底层越来越分散、越来越碎片化，权利也越来越容易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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